“看啥呢?”父亲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怎么了,又饿了?”
“没。”我收回视线,心虚地抓了抓头发,“就是想喝口水。”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像是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平淡,却又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
这些日子,我和母亲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诡异的相处模式。
在父亲面前,我们是再正常不过的母子。
不变的她依然是那个家里的掌柜,嗓门大脾气急,稍微看不顺眼就要数落我两句。
嫌我睡得晚,嫌我起得晚,嫌我房间乱得像猪窝,嫌我只长个子不长心眼。
而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听着,偶尔顶两句嘴。
谁也没提先前的事。
大伯家的西屋,那张单人床,那条肉色的内裤,还有那场未完成的性事,仿佛成了我们两人共同封存的一段记忆,被锁进了保险柜,扔进了深海里。
可是,有些东西变了就是变了。
哪怕表面装得再像,内里的纹理也已经错位了。
比如吃饭的时候。
饭桌是我们家最主要的交流场所。
以前,母亲总是习惯性地给我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长身体”。
现在,她还是给我夹菜,一大筷子红烧肉或者排骨堆到我碗里。
“吃!瘦得跟猴似的,出去都给我丢人。”她嘴上啐说着,动作蛮直,像是要把碗给我填满。
我低头扒饭,偶尔抬头,目光会不经意地和她撞上。
以前,这种对视是坦荡的。
现在,只要视线一接触,她就会迅速地移开,或者立刻转过头去跟父亲说话,语速会比平时快上半拍,显得有些欲盖弥彰。
有一次,我在桌子底下伸腿,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脚。
冬天,在家里大家都穿着厚棉拖鞋。
要是以前,她顶多会说一句“把腿收一收”。
可是那一次,她的反应大得有点出奇。
她的腿快速地往回一缩,膝盖撞到了桌底,发出“咚”的一声响。
“咋了?”父亲正喝着小酒,抬头问了一句。
“没事,磕了一下。”母亲低下头,盯着碗里的饭
“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老妈在怕什么?怕我会在桌子底下用脚勾她的小腿?还是怕那不小心的一碰,会勾起她某些不该有的记忆?
这种反应,恰好证明了那天早上在她心里的分量。
她不会忘,她比我记得更清楚。
日子就这么过去,春节的热闹慢慢散去,取代的是即将返校的焦虑。
初六晚上,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父亲被好朋友叫出去打牌了。
屋里很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
母亲在客厅里叠衣服,我则坐在旁边翻看着学习资料。
电视里放着无聊的肥皂剧,声音开得很小。
“明天几点的车?”
母亲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她手里正叠着我的一件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