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幼年时代》的序文上,便说着愿读者先须是敏感。他的创作中,毫无遮掩,露出着这敏感性的,是《幼年时代》、“Albert”、“Lue”、《计数人(撞球的)日记》等。到了中年,他将敏感性自行抑制,得了大结果,但及暮年,则这特质,又使重之一如他的意志的我们,为之感动了。
Tolstoi喜欢那赞叹之泪,忏悔之泪,同情之泪,一九○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这样的句了开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壮快的。是美丽的早晨。太阳刚从茂林里出来。露水在草上,树上发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实在很舒服,不愿意死了。”
其次,是接着遇见老农,和关于吸烟之害及思索之益的叙述,又这样地写道——
“我还想说话,但喉咙里有什么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说话,便别了那老人,也别了欢乐的和婉的感情,含泪走掉了。住在这样的人们之间,怎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也怎能有不从这样的人们,期待那最出色的工作的道理呢?”
在逝世的三个月前,他将从一个农家青年得来的感情,写在日记上,用了和上文一样的言语,证明着自己的敏感性。那日记是这样写着的——
“为了欣喜,为了生病,还是为了两样相合的原因呢,我很容易下同情和喜悦之泪了。这可爱的,思想坚固的,强有力而愿做善事的孤独的青年的单纯的话,动了我的心,呜咽之声几乎出口,我便一句话也不能说,离开他的旁边了。”
然而这善感的禀性,是现于Tolstoi一生中的特色,读者是不看见这眼泪的罢,但他却常抱着甚深的感慨。
Tolstoi的母亲,爱读卢梭,《爱弥儿》是她的案头的书籍,Tolstoi最所爱好的人物,乃是使感情的诗美,来对抗拟古典主义的批判的约翰·藉克·卢梭其人者,实在并非无故的。
Tolstoi在一九○一年,向在巴黎的俄语教授M。Boyer这样说——
“我将《卢梭全集》二十卷熟看了,其中最喜欢的是《音乐字典》,我感谢卢梭。”
“我十五年间,帖身挂着雕出卢梭肖像的牌子,以代“十字架”。而卢梭的著作的大半,是恰如我自己所写一般,于我非常亲切的。”
一九○五年Tolstoi应允推选为日内瓦的卢梭协会会员的通告,寄信到日内瓦云,“卢梭是十五岁时代以来的我的教师。于我一生中,给与一大裨益的,是卢梭和《旧约》。”
那协会的会员班尔裨,在协会年报上,载《托尔斯泰是卢梭的后继者》一文(一九○七年),论云——
&oi是十九世纪的卢梭,或是具体化的爱弥儿。卢梭的精神,透彻于Tolstoi的全创作里。Tolstoi是现代人的评释者。恰如卢梭是十八世纪的或者一般,Tolstoi是现世纪的或者。”
从托尔斯泰协会,赠给卢梭协会的答文云——
“JeanJacquesRousseau所理想的思想的独立,人类的平等,诸国民之统一,以及对于自然美之爱,是和我们颇为近密的。我国民底智识的代表者的Tolstoi,将全生涯,贡献于上述的理想之发扬和宣传了。”
赞叹,同情或忏悔之泪,是表象Tolstoi的社会观的,昂奋的敏感之泪,则湿透着他的世界观。那天禀的敏感性,洞察了发荣于榨取的条件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且促他爱好自然的法则和自然人了。他是作为卢梭的后继者,而用卢梭以上的情热和真挚和确信,抉剔了一切虚伪和不诚实的现象的。
他将对于人生的爱情,对于正义和朴素的憧憬,对于虚伪的愤怒与其敏感性,织在和真挚自然相融合的真挚的自己的构想之中了。
然而,为十九世纪的卢梭的Tolstoi,是观察了纷乱的世纪的后半期的社会底矛盾的现象的。诗圣Pushkin,未曾知道这样的大矛盾,据Bielinski所说,则“阶级的原则,乃永久的真理”云。但Tolstoi却并不相信自己的阶级的一定不动性。他目睹Sevastopol之陷落,遇见尼古拉一世之死,观察革新时代的情形,知道那砍断了的大连锁的一端,打着地主阶级,而别一端,则吓了贱农(Muzhik)。他又目击了所谓民众启蒙运动,经验过和都市的发达一同激增的可惊的矛盾的现象,而他自己,则成为最后的贵族了。他于一八七○及八○年代,宣说那将其生活状态,加以诗化,美化而讴歌了的庄园的没落,恰如Gogol的杰作(译者按:“TarasBulba”中的人物Bulba,向Andrei(译者按:Bulba的儿子)所说的“我做成了你,这我也来杀掉你”一样,也说给了庄园。于是他将自己的思想一变,成为一向遮着艺术的华服的丑秽现象的曝露者了。
《忏悔录》、《爱弥儿》、《新蔼罗若》的著作者卢梭,生于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的家庭里,历经辛苦而生长,感到十八世纪的虚伪底生活,遂如古代罗马的贱民似的,向贵族阶级宣战了。
《幼年时代》、《哥萨克兵》、“Lue”、《我的忏悔》的著者,则生于贵族人家,父系是德意志人,那母系,是远发于留烈克(俄国的始祖)的。
而这白马金鞍的贵公子,遂和自己抗争,经思索多年的结果,竟曝露了贵族阶级的腐败。所以那抗争是戏曲底的事,是谁都可以直觉到的。
Tolstoi一离母胎,便即包围在旧贵族的氛围气里,为许多男女侍从所环绕,在IasnaiaPoliana的幸福的生活,是全靠着七百个农奴的劳动的。至于教育未来的文豪者,则是长留姓名于《幼年时代》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他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也如在Pushkin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一样,有许多十八世纪的法国人的著作。从十三岁到十九岁之间(一八四一——一八四七),他受着Kazan知事之女,退职胸甲骑兵大佐之妻,他的姑母PerageiaIlinishnaIushkova的监督,住在那家里。这家庭,是常是佳节般的热闹,为Kazan的上流社会的聚会之所,法兰西语的社交的会话,是没有间断的时候的……。
青年大学生(Tolstoi)将全世界分为二大阶级,即上流社会和贱民;那姑母则要使Tolstoi成为外交官,或皇帝的侍从,且希望自己的外甥和交际场中的贵女,意气相投。她以和富家女结婚,为他的最大幸福,就是梦想着由这结婚,而Tolstoi能有很多的农奴的。
据Zagoskin的《回忆录》,则青年的Tolstoi,是一个道地的**儿的代表者。
跳舞,假装会,演戏,活人画,大学毕业后的打骨牌,流人(Gipsy)歌等,是这青年贵族的生活。关于这生活,后来他在《我的忏悔》里,是不能没有悔恨和恐怖之念,记载出来的。
惯于蔑视本阶级以外的人们的青年,离墨斯科,赴高加索,在等候着做第四炮兵中队的曹长的任命了,其时他穿了时式的外套,戴着襞积的峨冠,套了雪白的鞣皮的手套,在Tifris的市街上散步。一看见不戴手套的路人时,他便用了嘲笑的调子,对他的弟弟尼古拉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