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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V TOLSTOI 俄国 LvovRogachevski1（第3页）

“他们是废物呵。”

“为什么是废物呢？”

“为什么？不是没有带手套么？”

在高加索，青年Tolstoi也竭力减交游，避朋友，守身如遁世者。那时他在寄给姑母的信里，说，“我并非自以为高，取着这样的态度的。这是自然而然之势，将我所遇见的本地的人们和我一比较，在教育上，在感情上，又在见解上，都有非常的差异，所以无论如何，和他们不能相投了。”

他于一八五四年，在Silisria（勃加利亚的山地）为司令官属副官时，也是同样的纨袴子；又其处女作出版后，进了Turgeniev，Druzhi，及其他的文士之列的时候，也还是这样的人。

然而这青年有世袭的领地，有自己的农民。因此他觉得可以做善良的主人，知道学位证书和官阶，都非必要。而且他感到了恰如《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Nekhliudov一般，有着安排七百个农民的幸福和对于神明，负有关于他们的运命的责任……。

在**生活中度了青年时代的Tolstoi，到三十四岁，这才成了家庭的人。立农村经济的计画，是他的无上之乐，曾将其经营的办法，向好友Fet自夸。他又为利己底感念所驱，竭力要给家族以幸福，尝醉心于劳动者Iufan的敏捷的工作，而想自行Iufan化。未来之母SophiaAndreievna响着锁匙，巡视谷仓，大家族的未来之父的他，则到处追随其后……。经年积岁，殆十九年间浸渍于快活的蛰居生活的IasnaiaPoliana的地主，是经营农村，增加财产，牧畜场中，有豚三百头，Samara的庄园里，则马群在腾跃……。这样地，富是日见其增大了，但在一八五六年顷寄给Fet的信中，却写道，“我们的农业，现在宛如藏着那交易所所不要的废票的股东。情形很不好。我决计加以经营，以不损自己的安静为度。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满足的，但有饥馑袭来的征候，所以日日在苦虑。”

一八八二年，参加了墨斯科市况调查时，仅用于调查一个Riapinski客栈的几小时，却将较之IasnaiaPoliana生活的几年更有意义的影响，给与Tolstoi了。以这调查为动机而作的《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二）的冒头上，是用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我向来没有度过都会生活。一八八一年转入墨斯科生活时，使我吃惊的，是都会的穷困。我早知农村的穷困，但都会状态，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会的贫民，是赤贫，不信神，看那眼色，读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你——别世界的人——站在我们的旁边的？你究竟是谁呀？”

从别世界来的Tolstoi一经观察这不可解的新的都会生活，一向以为愉乐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烦闷的根苗。既经目睹了忍寒苦饥，而且被虐的多数人，于是也明白了仅靠博爱，难以解决这问题；又在都会里，也难如村落一般，容易创造爱和协同的氛围气；并且镇静“以自己的生活为不正当的自觉心”的苦恼，有所不能的理由了。他曾这样地写——

“都会的缺乏，较之村落的缺乏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而主要之点，是在穷困者群集于一处，那情形，实给我以恶感，在Riapinski客栈所得的印象，使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肮脏。”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IasnaiaPoliana的安静和幽栖。苦于剧甚的都会生活的烦琐的他，便从墨斯科跑到村落去。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谓“苦痛的经验”（市况调查）为止，他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Fet这样地诉说墨斯科生活。“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乱。神经纷扰，每一小时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为了妨害我面会必须相见的人们，无须的人们是故意地出现……。”

墨斯科的市况调查后，他从Riapinski客栈，恐怖地跑到IasnaiaPoliana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写信给Sophia夫人云——

“总算已从都会的繁杂之极的世界，复归自己，读古今书，听AgafiaMia的纯真的饶舌，非念孩子，而念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之跑到IasnaiaPoliana去，也不但为厌了都会生活的烦劳。他是要避开社会问题的通俗底解决，并且远离深酷的急需底的都会的穷困。而他较之IasnaiaPoliana的生活，倒在跑向农民的生活去的。

社会问题在Toistoi的面前，将那悲剧底实相展开了。他想个人底地，消极底地，将社会问题来解决，以为一切病根，全在佣雇别人，加以榨取，所以应该不去参加榨取别人的事，自己来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别人的劳动。

一八八二年他遇见了加特力教派农民Siutaev；Siutaev者，是扶助别人，显示自己的实例，以说“同胞爱”而想缓和社会的矛盾的。Tolstoi又读了Bandarev的《论面包的劳动》，大有所感，便将那为村民作殉道底劳动，借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社会问题固未能仗这样的个人底出力而解决，但于怠惰豪华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击；是并无疑义的。

IasnaiaPoliana的地主，成为IasnaiaPoliana的隐者；Iufan化了的主人，变作文化底耕作者了。恰如十八世纪的卢梭，抛掉假发，脱白袜，去金扣，居环堵萧然的小屋中，做了Montmorenci的隐者一样，十九世纪的Tolstoi也脱去华美的衣裳，加上粗野的农服，委身于所谓“面包的劳动”了。于是从现代国家的社会底矛盾脱逃的隐者，便进了“枞树下的精舍”，个人底地奉着农民底基督教，依照Siutaev的方式，以度生活了。也就是他Tolstoi，成为改悔的Anarchist，以中产的劳动农民的精神为精神了。“市况调查和Siutaev之说，教了我许多事”，是他屡屡说起的话。

以寻求StenkaRazhin，寻求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向着农民团的革命底行进，在八十年代的Tolstoi的作品上，变为寻求那和农民一同不抗恶的Karadaev式人物的巡礼了。

“我们的周围的生活——富豪及学者的生活——不但反于我的意志而已，且也失了意义。我们的一切动作、考察、科学、艺术，在我是成了新的意义的东西了。我将这些一切，解释为游戏。所以不能在这些里面，去寻求生活的意义。惟劳动者，即创造生活的人类的生活，这才有真正的意义的。我以这为真的生活，认附带于这生活的意义为真理，所以我将这采用了。”

这是他的《我的忏悔》里的话。

由母亲得来的遗传底敏感性，在少年时代的卢梭的研究，农村的印象，与自然和朴素的人们的接触，两个姑母的感化，Arsamas的旅行，死之恐怖和有意义的生活之渴望，社会的矛盾和不平之感知，将赤贫之苦和犯罪来曝露给他的墨斯科的市况调查，一八八○年和Siutaev的交际及Bandarev的著作的统读等，都会合起来，使Tolstoi回顾民众了。

然而与对于都会和农村的矛盾的深酷所抱的恐怖，以及旧文化崩溃的豫感，同来苦恼他的，是一切生物之无常和必灭。死的观念，成为恐吓这芳春和复活的乐天诗人的恶梦了，他相信要免除这恶梦，即在将自己的生活加以农民化，基督教化，舍生活的欢乐，离魅惑底艺术，用以赎罪，而净化已黩的精神。盖无常的生活，不但借“面包的劳动”，成为神圣而已，并且使如神的爱的要素，和人类相交融。死之恐怖，使社会问题力懈；个人的利害，压迫了社会底利害；动摇的观念，便转向个人底完成和个人的变革去了。

一八六九年，为购置有利的新庄园，旅行Pensenskaia之际，Tolstoi在Arsamas一宿，体验了死之恐怖。是年九月，在寄给SophiaAndreievna的信里，说道，“前夜我止宿于Arsamas，遇了非常的事。这是午前约五点钟，我为了疲劳，很想睡觉，各处是毫无痛楚的。然而蓦地起了不可言喻的悲哀。那恐怖和惊愕，是未曾尝过的程度。关于这感觉，待将来再详说罢。但如此苦痛的感觉，是一向没有觉到过的。”而这感觉的详细，Tolstoi是用了可惊的真实和魅力，叙在一八八四年之作《狂人日记》中。

他独在旅馆的肮脏的一室里，开始体验了无端的剧烈的哀愁，即死之恐怖的侵袭，此后又屡次有了这样的事，他称之为“Arsamas的哀愁”。

但是，他的深味了死之恐怖，也不独这一事，他是作了《三个死》、《伊凡·伊立支之死》、《主人和工人》的。

他在摇篮时代，不已和死相接近了么？有着“发光的眼睛”的他的母亲的去世，是他生后一年半的时候。父亲之死，是九岁时。还有姑母兼保护者AlexandraIlinishna的去世，他是十二岁。她便是常为飘泊者所围绕，为了要得其死所，而往“OptinPustvini”道院的人……。此后，弟弟尼古拉夭亡了，那死，就在“AnnaKarenina”中现实底地描写着。这一切不幸的现象，是都刻镂在活力方炽的贵族底青年的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