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这是因为心已为私欲蒙蔽,不是知与行的本来面貌了。没有知道了却不去做的情况,知道了而不去做,那就是不知道。圣贤教人去知、去行,用意正在于使得知与行复归其本来的面貌,不只是简单告诉你怎么去知、去做就可以了。所以《大学》里给出个真知、真行的例子,‘就像喜欢美色,就像讨厌恶臭’。见到美色属于知,去喜欢就是行,只要一见到美色便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并不是看到美色后又起个念头去喜欢;闻到恶臭属于知,去讨厌便是行,只要一闻到恶臭便自然而然地讨厌上了,并不是闻到恶臭后又起个念头去讨厌。就像一个鼻塞的人虽然看到眼前恶臭的东西,但鼻子闻不到恶臭的气味,便不会十分讨厌它,这也只是因为不曾了解到它的臭而已。例如,称某人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必然是因为这个人已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才可以称他为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如若不然,只是说些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话,怎么可以称之为懂得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呢?又比如,知道痛,一定是自己痛了才知道痛;知道寒,一定是自己冷了才知道寒;知道饿,一定是自己已经饿了才知道饿。知和行如何分得开?这便是知与行的本然面貌,不曾被私心杂念所隔断。圣人教导世人,一定是要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知,否则就是还没有真正的知。这是多么紧迫而实在的功夫啊!如今硬要说知和行分作两件事是什么意思?而我将知与行说成一回事,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知道我为何要如此说,只是去分辨知与行究竟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和行分作两件事,也只是要世人明白,一方面去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有着落之处。”
先生说:“你这样的理解反而是背离了古人的意思了。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宗旨,行是知的落实;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结果。如果能够领会,只要说到知,行便包含在里面了;只要说到行,知也包含在里面了。古人之所以将知和行分开来说,只是因为世间有一类人,懵懵懂懂、任意而为,完全不加思考,只是任意妄为,因此才要提出知的概念,这样才能让他们做得恰当;还有一类人,整天空想,不肯切实躬行,全凭主观臆测,因此才要提出行的概念,这样才能让他们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而提出的补偏救弊之说,如果能够领会真意,只要一句话便已足够。现如今的人却将知与行分作两边,认为必然是先知道了才能去做。如今我若只是讲习讨论如何去做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之后才去行,必然会导致终身一无所成,也终身一无所知。这不是小病小痛,而是由来已久。我今日提出‘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但‘知行合一’的说法也并非我凭空杜撰出来,而是知与行的本来面貌即是如此。如今你若能明白我为何如此说,即便将知行说成两回事也无妨,本质上则还是一回事;如若不明白我为何这么说,即便将知行说成一回事,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罢了。”
【度阴山曰】
1517年,王阳明到江西剿匪,接着在南昌平定朱宸濠叛乱,1527年又到广西剿匪,这三场战争的完美胜利把王阳明推上了圣人的圣坛,而王阳明在这三个战场的胜利,都要归功于他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大多数人将其理解为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是知道了就要行动。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倘若知行合一真如此,那王阳明不可能靠它创建那么大的事功,五百年来王阳明的粉丝也不可能多如牛毛。
所以,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没那么简单。
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修文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概念。第二年,他到贵阳讲学,所讲的却是“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始终是一以贯之的,王阳明不可能犯这样浅薄的错误,在创建心学的第二年,就提出另外的概念。
所以,知行合一,应该是来源于心即理。
心即理,直白而言,就是心理合一。我们的心中有天理,为人处世必须发自本心,如此,天理才能呈现,心中所想不能和行动分道扬镳,是为心理合一。
而知行合一,就是心理合一的另外一种表示:我们的心中有良知,良知真光明者,必有行动,必能呈现出天理。
所以说,知行合一,就是心理合一。
王阳明谈知行合一,谈的是“道”,而其他的知行合一,谈的是“术”。
王阳明如何解释“知行合一”的呢?
见到美色,立刻喜欢上,而不是见到美色后还要思考一下,是喜欢还是厌恶。见到美色,属于知,喜欢上美色,属于行。见到美色和喜欢上美色中间没有间隔,知和行之间没有间隔,本就是一体,所以,知行就是合一的。
再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被雷劈中是“知”,倒地是“行”,被雷劈中会立刻倒地,没有思考的时间。
水在自然状态下始终向下流,水“知道”自己向下流是“知”,不停向下流是“行”,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但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向下流,为什么向下流。
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也不是理论,它是我们的一种本能,这本能就是良知。它知道美色是美的,知道狗屎是臭的,知道危急时刻我们该如何快速作出决断。
本能的力量是威力无比的,是人类最厉害的力量。饭,人人都自动自发地去吃;美色,人人都发自真诚地去喜欢,这就是本能的力量,不需要外力。阳明心学,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把遮蔽的良知这一本能恢复,以创建伟大事功的一门行动哲学。
而“知行合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
人生在世,如果每个念头,做的每件事,都听命于良知,那最终,我们就能成为无所不能的圣人。
格物:朱熹理学vs阳明心学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二’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译文】
徐爱问:“昨天听闻先生‘止至善’的教诲,已然觉得功夫有所着落,但思前想后,觉得与朱子‘格物’之说有所不合。”
先生说:“‘格物’是‘止至善’的手段,既然知道‘至善’了,那么也就知道‘格物’了。”
徐爱说:“昨天以先生的教诲推及‘格物’之说,似乎也能通晓个大概。但朱子之说,有《尚书》中的‘精一’、《论语》中的‘博约’、《孟子》中的‘尽心知性’作为依据,所以我还是不明白。”
先生说:“子夏虔敬地相信圣人,曾子则切实地反省自身。相信圣人固然不错,但不如反省自身来得好。而今你既然没有想清楚,怎么可以拘泥于旧的学说,而不去探求真正的道理呢?就如同朱子虽然尊信二程,但在义理上有不得于心之处,又何尝盲从了呢?‘精一’‘博约’‘尽心’,本就与我的学说吻合,只是你未曾认真思考。朱熹‘格物’的说法,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不是《大学》的本义。‘精研’是‘专一’的手段,‘博文’是‘约礼’的手段。你既然能够明白‘知行合一’之说,这些话我一说你应该就能懂。‘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的人能够做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的人能够做的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的人做的事。朱熹错解了‘格物’,只是因为将之倒过来看了,认为‘尽心知性’就是‘格物致知’,要求初学者就去做‘生知安行’的人才能做的事,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先生说:“性是心的本体,天理是性的本原,尽心便是尽性。《中庸》说:‘只有天下最为诚挚的人,才能真正尽性,才能通晓天地造化。’‘存心’,是因为心有未尽之处。知晓天道的知,如同知州、知县的‘知’,是将此作为自己分内的事,所以知天就是与天合一;‘事天’,如同儿子侍奉父亲、臣子辅佐君主,必须是恭敬小心侍奉,才能够没有过失,然而终究是与天分离了,这便是圣人与贤者的区别;至于‘夭寿不二’的心,是教人一心行善,不可因为处境顺逆、寿命长短的缘故改变行善的心,而要时刻修养自身、以待天命,只要领悟到处境顺逆、寿命长短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也能够做到不为此改变心意。‘事天’虽然与天分离,但已然看到有个天道;‘俟命’则是尚未看见天道,好比是在等候自己与天道相见,这便是初学者确立其心的开端,是要其于困苦中勉力。如今却倒过来去做,所以使得学者无从下手。”
【度阴山曰】
1508年,王阳明被发配到蛮荒的贵州龙场驿站,那里的生态环境相当恶劣。一方面是空气质量,当地有瘴疠之气,这对于从小患肺病的王阳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另外就是驿站破败,不能居住,王阳明只能住山洞;同时又缺衣少食,对于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王阳明而言,龙场无论是从物质条件还是精神角度,都是人间地狱。
人遇到困境,一般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自暴自弃,一种是积极面对,寻找破解之道。王阳明显然属于后者,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想到了圣人之学(当然是朱熹理学),试图用圣人之学来解决当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