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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上 徐爱录（第7页）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译文】

徐爱问：“先生将‘博文’视作‘约礼’的手段，仔细思考后，还是不能领悟，请先生稍加提点。”

先生说：“‘礼’字就是‘理’字。‘理’表现出来被人看见就是‘文’，‘文’隐藏起来不为人所见就是‘理’，两者是一个东西。‘约礼’是要让人的心中纯粹都是天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理’能被人所看见的地方下功夫。例如，呈现在侍奉双亲上，就要在侍奉双亲上学习如何存养天理；呈现在辅佐君主上，就要在辅佐君主上学习如何存养天理；呈现在身处富贵贫贱的境遇中，就要在富贵贫贱的境遇中学习如何存养天理；呈现在身处患难、身处荒蛮之地时，就要在身处患难、身处荒蛮之地中学习如何存养天理。无论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事事，与人交谈还是处于静默之中，没有一处不是这样，随着天理呈现于具体的事物，就要在具体的事物上去学习存养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的含义，便是‘约礼’的手段。‘博学于文’就是‘精研’，‘约之以礼’就是‘专一’。”

【度阴山曰】

北宋时期，有宋郊、宋祁兄弟二人，家境贫苦，靠着节衣缩食考取功名，后来都做到了宰相的高位。

二人虽然是兄弟，但对待生活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宋郊从小节俭惯了，即使做到宰相，也勤俭持家。而宋祁恰好相反，从前做小官时，就大手大脚，是个“月光族”，做了宰相后，更是变本加厉，整日大摆筵席，门庭若市。

兄弟俩是邻居，宋祁不分昼夜地举行宴会，宋郊大大受不了。于是他给宋祁写了字条：还记得当初在某寺庙喝冷粥读书的情景吗？

宋祁第二天从醉酒中醒转，看到字条，觉得好笑，于是回道：当初喝冷粥读书，不知为的什么？

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还不是为了今天能享受！

阳明心学主张，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存天理。在父亲面前，所存的天理就是孝；在妻子面前，所存的天理就是爱；在贫贱时，所存的天理就是吃苦耐劳；在富贵时，所存的天理就是享受。

不能情境改变了，你的天理还没有变。富甲天下的人还要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亲自砍柴烧饭，要么是神经病，要么就是奸诈。

刘彻（汉武帝）特别宠爱宰相公孙弘，但有人就抨击公孙弘：“这孙子官职高，薪水高，可仍然盖棉布被，每顿饭只吃一个荤菜，这说明他心性狡诈。”

刘彻就问公孙弘，公孙弘只好承认：“我确实有沽名钓誉之心。”

天理，就在我们心里，没有外在的固定的衡量标准。当享富贵即享富贵，就是存天理；当弃富贵即弃富贵，也是存天理。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弃，衡量的标准只有两个字：心安。

所遇情境中，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事，只要心安，就符合那个情境，就是在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人欲不并立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译文】

徐爱问：“朱子说‘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如果以先生‘精研专一’的教诲来推断，这一说法似乎有不对的地方。”

先生说：“是的。心只是一个心，不夹杂着人欲便是道心，夹杂着人的伪饰就是人心。人心如果能够使其归于正道，则是道心，道心如果失去正当，即是人心，起初并非有两个心。程颐先生认为‘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这话乍听之下像是将心分开来说了，实则是领悟到了一个心的意思。如朱熹所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则认为有两个心了。天理与人欲从来不能并立共存，哪有以天理为主宰，而人欲听命于天理的道理呢？”

【度阴山曰】

秦桧，谋杀岳飞的主谋。在“莫须有”事件后，他被世人痛骂。他自己也是破罐子破摔，常常树立各种各样的政敌，然后将他们消灭。某次，有个地方官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到京城述职，这个儿子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在父亲的旅馆办公桌上写了“可斩秦桧以谢天下”的字条。

有人就拿着这张字条威胁该官，要他出钱买回。该官拒绝了。此人就把字条给了秦桧的走狗们。走狗们向秦桧报告，请求捉拿那个官员的孩子。

这件事告诉我们，坏人也有做好事的时候。

孔夫子，天下第一大好人，大圣人。他在鲁国做官时，有个叫少正卯的学问家，名气很大，在当时很轰动。

孔子就让人把少正卯捉了，定了他五条罪，五条罪都很笼统，比如有一条：口才很好，但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这种罪状，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事告诉我们，好人也有做坏事的时候。

朱熹认为，心分成两种，一种是人心，即人欲；一种是道心，即天理。这种分法是典型的一刀切，要么是人心，要么是道心，二心水火不容。

可这样一来，就没办法解释秦桧做好事与孔子做坏事了。

秦桧的心属于人心还是道心？如果是人心，他却做怀揣道心之人做的事。孔子的心属于人心还是道心？如果是道心，他也做怀揣人心之人做的事。

王阳明则认为，道心和人心只是一心，人心正了就是道心，道心歪了就是人心。所以，天底下没有永恒的圣人，只有圣人和魔鬼的不停转换。

也就是说，道心人心本是一，天理人欲不并立。拒绝人的脸谱化和僵化，再好的人也有做坏事的时候，再坏的人也有做好事的时候，只看他们是存了天理，还是存了人欲。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点，就知道，有些人并不那么坏，他们的身上肯定有人性的闪光点；有些人也并没有那么好，他们的身上也必有恶的火花，稍不留意，就会冒出来。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会对人类报以同情——坏人不是注定就坏，只是常常发挥“人心”。我们也会对那些高大上的人报以警惕——没有永恒的好人，他们只是更多时候遵循着“道心”而已。

人欲太多，天理就不在了，人欲怎么可能听天理的？天理过多后，人欲就不在了，那还去什么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