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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不明白。

孟子说：“人性本善，任何坏人都可被教化成好人。您如果多一点仁心、多一点耐心，就能把全天下的坏人都教化成好人，好人不会与您为敌，所以整个天下都是您的朋友，那天下岂不就是您的了吗？”

魏王撇嘴：“我的监狱里关了一批十恶不赦的人，你让我感化他们？”

孟子说：“仁者之所以无敌，是因为把敌人感化成了朋友，当然就无敌啦。”

魏王说：“老头，吃完饭，哪儿来的回哪儿！”

若干年后，荀子路过魏国。魏王请他吃饭，问他：“多年前，有个老头让我的祖先教化恶人，您怎么看？”

荀子问：“恶人有多恶？”

魏王说：“屡教不改。”

荀子说：“如果所有的恶人都能被教化，那要军队和监狱干什么？对屡教不改的恶人，教化成本太高，不如火化。”

魏王不是完全赞同，说：“孟子太迂腐，你太狠毒，你二人若中和一下就好了。”

如你所知，中国人后来走的是孟子的那条路，主张人性本善，人人都可自我管理，尤其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于是，没有了制度约束，独裁体制建立，延续了两千多年。

孟子的徒子徒孙们主张的最美好政治是圣君贤相，却没有建立制度来保证这一美好愿景的发生。所以当“君不圣相不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眼。

感化思想，是罪魁祸首。

程颢有一天仰观天俯视地，突然说道：万物一体。

由此开创了中国哲学家们的一个世界观：万物一体。所谓万物一体，简单得很，就是把天地万物都当作自己身体、心灵的一部分，爱护它们，敬爱它们。你对自己的身体有多爱护，就应该以此心去爱护别人和万物。

王阳明也谈“万物一体”。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万物一体”，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良知。看到小孩要掉井里了，我们就会紧张，心就会不安。但小孩并非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为何我们会对此紧张呢？因为我们心中有良知，我们的良知有恻隐的成分，于是，就把我们和小孩联通到了一起。

按王阳明之前的思想家之见，当有人饥饿时，我们纵然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食物给对方，因为万物一体。如此，就更显得我们高风亮节，良知光明。

爱天地万物，爱他人，看似理应如此。但问题是，对方值得爱吗？

有些人十恶不赦，你也非要用你的仁义之心去感化他吗？

1527年，王阳明道广西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乱。大功告成后，有人对他说，这地方有两股土匪，真是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

王阳明翻阅卷宗，认定这些人的确是十恶不赦之徒。从前，他喜欢招抚，而现在，直接动用武力，全部剿杀。

有弟子说：“土匪里面恐怕也有好人。”

王阳明说：“大多数都是坏透了的人，其中那些好人当然可以被感化，但成本太高！”

所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是包含了感化和火化两种手段。良知判定你可以被感化，那我就感化你；良知判定你无法被感化，那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做什么？

直接火化！

俗话说，给脸不要脸，说的就是很多无法被我们感化的人。你越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越是觉得天理站在他那一边，越是对你的慈悲嗤之以鼻。

对付这种人，你必须提高你的行动力，那就是火化他。

每个人都不可能被别人感化，看似他听了你的谆谆教导后，懊悔得痛哭流涕，其实只是他的良知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你只不过点亮了他的心灯而已，但你的谆谆教导不是心灯本身。

所以当你试图感化他人时，主动权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身上；但当你用火化的手段时，主动权就在你这里，而不在对方身上。

争取主动权，就是知行合一。我们必须有主动权，才能做到心想事成。

西方厚黑学始祖曾说，不仅仅是领导者，任何人若欲心想事成，就必须让人惧怕你，而不是让人爱你。

让人怕你，主动权在你手里；让人爱你，主动权则在对方手中。

火化这一手段，它是我们从良知的判断力出发（而不是道德感），得出的最简捷、最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路径。遵循这一路径，不废话，不絮叨，斩钉截铁，就能让对方瞬间知道你的严正立场，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我们为什么很难拒绝别人？不是我们的判断力不够精准，而是我们叽叽歪歪不想遵循判断力的指示。我们还是希望有些事情可以通过漫长的、深刻的沟通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本性里的仁义希望我们去感化别人，但这仁义有时候是假仁假义，有些人，值得我们用仁义，而有些人却未必。

省察存养，本是一回事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译文】

“反省体察是在有事时的存心养性，存心养性是在无事时对天理的反省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