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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回答：“不滥杀一人。”

再问：“如何治理天下？”

回答：“敬天爱民为本。”

又问：“如何长生？”

答：“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沉默一会儿，问：“仙人可前知？”

成吉思汗深以为然。

孔子说，命这东西不可知，尽量少谈。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看来，命运很多时候是注定的。

人一旦想“前知”，那就是对命的一种亵渎：命是注定的，“前知”是想在不可能中制造出个可能来。这缘于人的私欲：想要趋利避害。人一旦想要趋利避害，那有些道义之事，因为有害无利，就不会去做。

所以，凡是那些“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佛祖开示未来”的人，都是有私欲的人。

圣人为何不“前知”？因为圣人也无法免于祸福，圣人只有一个办法可尽量避免祸而得到福，那就是有颗至诚之心。“诚”就是良知，其实就是关注当下致良知。

一旦你能让良知光明，就能在别人浑浑噩噩时发现事物的前兆，抓住前兆，就能抓住事情变化的方向，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而要获取这种辨识前兆的能力，就是要以良知之心对待天地万物。玄一点讲，你关注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就会关注你。理性而言，我们专注于某种事物时，就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其发展变化的内因就能为我们所知。

倘若你没有把当下做好，而总是“超前”地想要知道未来。这不但是私欲，而且还会忽略当下，让未来转向。世界上所有人都看不到未来，圣人能看到未来，诀窍就是，以至诚之心做好当下。

良知无知而无不知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译文】

先生说：“无知而无所不知，心的本体原本就是如此。好比太阳何尝有意去照耀万物，然而却无物不照。无意去照却无所不照，便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无所谓知，而今却要其有知；本来无所不知，而今却怀疑其有不知。只是对良知不够相信罢了。”

先生说：“《中庸》说‘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才能具备聪明睿智’，以前看这句话觉得十分玄妙，如今看来却是人人都具有的。耳朵本来就聪，眼睛本来就明，心思对知本来就敏感。圣人只是具备某种才能，也就是实现自己良知的才能而已。众人之所以不能，只是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良知。多么简单明白呢！”

【度阴山曰】

《智囊》记载，诸葛亮有次去找刘备，刘备正和一个人聊天，这人见诸葛亮来，就找了个借口跑了出去。

刘备大吃一惊。

诸葛亮说：“他看到我后心神不宁，可见他听说过我的厉害，我就是面镜子，妖魔鬼怪一来，必显形。”

历史上有些以识人闻名的人，比如管仲、杨坚、王阳明、曾国藩……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能瞬间洞察对方的心理活动，然后做出最快速最精准的判断。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本心纯粹，如一面镜子，万事万物到面前，马上映现。说得直白一点，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能识人、看透人。

张居正未做内阁首辅时，和心学门徒耿定向走得很近。二人常常在一起论道。某次，有个叫何心隐的人来找耿定向。

何心隐也是心学门徒，自诩是阳明心学正宗，除了他的心学之外，全是歪门邪道，未得王阳明心学精髓。

耿定向热情招待何心隐，二人正谈得热闹，忽有人来报，张居正来了。

何心隐听过张居正的大名，觉得他是官场中人，自己乃布衣，不便相见，于是跑到帷幕后躲了起来。

张居正和耿定向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何心隐面无人色地从帷幕后走了出来，对耿定向说：“将来杀我的人，必是此人。”

耿定向大为惊骇，问原因。

何心隐说：“你等着瞧，事实会证明一切。”

后来，张居正做了首辅，力推改革，何心隐到处煽动反改革派人士，和张居正对抗。

张居正大怒之下，命人将其逮捕、剿杀。

正如他何心隐所说，自己真就死在了张居正手里。

何心隐和张居正连面都未见，只是听了张居正和其他人的几句聊天，就断定自己会死在此人手里，非是他未卜先知，而是他良知光明看透了张居正。

真正的圣人能“知”他人，就是因为充分发挥了良知。良知并未有意识地告诉他们，我可以知人。但一遇到人，就能知。正如太阳不可能告诉万物，我要照耀你们，可一遇万物，它必然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