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方郁雾突然理解了费洛德教授的多学科训练的意义。
在这里,她需要同时是神经科学家,需要理解疾病机制,是传染病专家,需要追踪传播途径,是流行病学家需要分析暴发模式,急诊医生,要处理急性症状。
任何一个单一视角都不足够。
一个月后,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传播途径被切断,治疗方案优化,国际援助物资到位。
离开前,方郁雾站在医疗站门口,看著逐渐恢復秩序的社区,心中五味杂陈。
“感觉如何?”费洛德问道。
“很复杂。”方郁雾诚实地回答,“看到疾病和死亡是痛苦的,但能帮助阻止疫情又有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理论知识的真实价值。
那些我在海德堡学习的知识,在这里救了人命。”
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大量的知识需要学习,大量的数据需要处理,她好像忘记了那本书里乱七八糟的內容,忘记了书中原主必死的结局,忘记了穿书的事情。
费洛德点头:“记住这种感觉。这是驱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但他们没有时间停留,立马踏上了征程,下一个目的地是瑞士,参加国际神经科学年会,方郁雾要在会上报告tau蛋白研究的最新进展。
然后是法国,与巴斯德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接著是英国,在剑桥大学进行短期交流。
行程表排到了六个月后,横跨三大洲的十几个城市。
方郁雾的生活变成了行李箱、机场、酒店、实验室的循环。
她学会了在飞机上睡觉,在计程车上看论文,在不同时区中调整生物钟。
第三个月,方郁雾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对著又一顿冷三明治,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
不是食物变质,三明治非常新鲜,而且用料还非常讲究。
而是她自己的一种累积的厌倦:麵包、奶酪、冷肉、生蔬菜,同样的组合,同样的味道,日復一日。
欧洲食物对她这个中国胃还是重口味的中国胃来说,实在是太不习惯了,也有些不太友好。
之前在德国的时候,有时间自己还能改善一下,但自从去了非洲之后,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多少,更不要说自己改善伙食了。
他们的队伍,除了方郁雾和卡尔·费洛德,其他人都已经换了一遍了,甚至还有的人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
方郁想起在欧洲的中国餐厅,那些为了迎合当地口味而变异的中餐。
甜腻的咕咾肉,酱汁过厚的宫保鸡丁,用奇怪香料炒的所谓川菜。
对於方郁雾来说,那甚至比西餐更糟。
方郁雾放下三明治,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附近的亚洲超市。
找到一家,距离酒店四十分钟车程。她计算时间:
明天早上八点会议,今晚需要准备报告,现在下午四点……
“去他妈的效率,我不活了……”方郁雾扔了滑鼠,突然自言自语了起来,抓起外套出门。
地铁上,方郁雾感到一种奇异的解放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