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方郁雾参观了当地医院。
神经科患者被安排在一个简陋的病房里,大多是中老年人,症状类似帕金森病但发病年龄更早。
由於缺乏专科医生,许多人多年来都没有得到正確诊断。
“这里没有ct,没有mri,没有基因检测。”当地医生无奈地说,“我们只能根据症状和经验判断。”
方郁雾想起海德堡那些顶级的影像设备,那些精密的分子检测技术。
世界的差距就是如此巨大,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诊断和治疗可能性。
“我们可以建立基础的筛查流程。”方郁雾对医生说道。
“不需要高端设备,基於临床评估和简单的实验室检查。
至少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运动障碍,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接下来的几周,方郁雾白天在医院工作,培训当地医护人员,建立患者登记系统,收集临床数据。
晚上在研究站的实验室分析样本,推进自己的研究。
一天下午,方郁雾遇到一个特別的病例: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出现进行性行走困难和认知衰退。
症状不符合典型的环境毒素相关疾病,更像某种遗传性或感染性疾病。
“这种情况多吗?”方郁雾问当地医生。
“不多,但每隔几年会有一个,我们通常归因於『邪灵或诅咒。”
方郁雾仔细检查男孩,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神经系统体徵提示小脑受累。
她採集了样本,晚上在实验室进行了初步筛查。
结果令人惊讶:样本显示出异常的自身免疫反应跡象。不是环境毒素,不是典型感染,可能是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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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免疫治疗,我们这里没有条件。”方郁雾向费洛德报告。
“联繫无国界医生组织,看能否安排转运。”费洛德说道,“同时,扩大筛查范围,看是否有类似病例未被发现。”
男孩最终被转运到首都医院,三周后传来消息,免疫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
因为这次,当地社区將方郁雾视为“带来奇蹟的医生”。
这件事改变了方郁雾在当地的工作方式。
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外来研究者,而成为了医疗系统的一部分。
方郁雾开始更积极地培训当地医护,留下可持续的方案和工具,而不仅仅是收集数据离开。
刚开始的时候方郁雾是不敢上手术台的,不是害怕,是她没有证,没有过规培。
但费洛德教授说这里的小医院的主任都没有她的专业能力强,在这里不用管那么多。
方郁雾就慢慢的直接上手了。
“这是你博士训练的一部分。”费洛德在月度评估时说,“研究不仅是为了发表论文,更是为了改善人类健康。
特別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我们的工作必须有直接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