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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银行家的金融热战路线图（第2页）

《凡尔赛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一个《凡尔赛和约》。人们总以为这个和约是各国政府（包括战胜国和战败国）联合协商和妥协的结果，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凡尔赛和约》是3个共济会（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巨头密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凡尔赛和约》的命名，源于谈判是在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宫进行（1870年德国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并统一德国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德皇”在此举行加冕仪式）。当时邀请了来自38个国家的70名代表（包括了旧中国的外交代表）。

（1）第一批被踢出去的国家

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均不在邀请之列，这就成了一个“单边力量”控制下的“协商”。

（2）第二批被剔出去的国家

由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实行“闭门磋商”，导致各国政府代表并未参加会议，而是“领通知”来了。

（3）第三批被赶出去的国家

日本和意大利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表现得非常幼稚和不知斤两。妄图在殖民地分配上分享美英传统利益，受到打压，“自动”退出会议（“以示抗议”）。

（4）实际参与制定《凡尔赛和约》的“共济会三巨头”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任期1913—1921，生卒1856—1924），现代共济会成员。

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任期1916—1922，生卒1863—1945），现代共济会成员。

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任期1906—1909、1917—1920;生卒1841—1929），现代共济会成员。

“世界政府”就是在这样一种银行家主导的跨国组织的主导下，被廉价地炮制出来了。“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明显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垄断银行家族的力量尚不足以公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只是一个由胜利的参战国组成的跨国条约组织，并且美国政界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抵触极大，一直没有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美国总统建立的“国际组织”，却先由“赔偿委员会”后由“国际清算银行”管理）。

这个“世界政府”的尝试，反映了跨国垄断金融资本的力量与不足。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完美的金融热战”

评价一场财富之争的得失，关键在于“背景准备”、“战役进程”、“胜败结果”、“损耗比率”四个因素。越是规模宏大的金融热战，越容易失去控制，陷入不可知的被动局面，甚至让整个财富之争走向银行家预期的反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世界范围的、被人们公认由金融问题引起的高强度战争。单就这一点来说，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1。背景制造的成功

（1）银行家族战略重心的转移

普法战争是罗思柴尔德家族从法国到德国的战略转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恶性贬值，则是其从德国到美国的战略转移。这个把戏很有意思，就是给德国制定了一个很高的“战争赔款额度”，然后不断地从美国向德国进行“贷款"，这个贷款是“金本位的美联储券"，而德国又向战胜国不断赔付金马克。所有这些看似一本正经的国际结算，都是在几个银行家控制的私有金融卡特尔——各国的“独立央行”之间进行的数字游戏，什么也没有转移。

这种金融战策略的目的，就是制造“国际债权人”对德国的巨额债权，也由于美联储券的发行，而制造了对美国的巨额债权，这些“私有银行券的流通”又制造了整个欧洲货币的“债务化”储备的“债务化”交易的“债务化”，也就是“接受债务、交易债务、储备债务”，这就是债务金融主义。各国政府什么也没有得到，各国人民从此成了银行家的债务奴隶而不自知。金马克不是黄金，美金也不过是数字，一切都是银行家笔下的虚拟账面游戏，却让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产业重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2）仇恨的制造与控制

制造仇恨和消除仇恨都是财富之争的策

略，难点在于控制仇恨的“强度”和“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凡尔赛和约》制定了的“战争赔款”数字。当这种赔款的数字传到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1851—1929）耳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当时人们并不理解的话：“《凡尔赛和约》不过是一纸20年的休战协议。”他不仅非常清楚银行家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费迪南·福煦不是天才，却准确地预见了历史进程。

这笔“战争赔款”虽然最后都进了银行家的腰包，可德国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所产生的仇恨是一种和经济损失成正比的“可以量化的仇恨”。可以通过搜刮和通货膨胀的数字模型进行精确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要制定一个无法达成的“赔款协议”。

这个协议由德国、美国、法国的“独立央行”来“具体运作”，他们都不过是跨国银行家族的家族企业分部，通过对流动性的控制（包括搜刮和对希特勒的金融资助），银行家在德国制造了“精确的仇恨”和“惊人的复苏”，这笔看似诱人的“战争赔款”，并没有让法国得到任何实惠（法兰西银行的股东罗思柴尔德家族除外，可他们不等于法国人民）。

2。战役的爆发和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