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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第2页）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博物馆修复原状。于时战线尚近。举行恢复纪念时，附近人民参加者凡二千人，政府，科学院，红军，均派有代表参加。

明年为本馆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云。

出西馆后在馆外长凳上略作休息，再向西行有菩提树的甬道，托翁生前常散步于此，大木森森，殆难合抱，唯其中亦有幼年小树木填补空穴者，乃依列宁指令所补栽。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参观莫斯科托翁博物馆时，在照片中见菩提树有已枯朽者，即指令负责人应即行补栽，并加意保护。

爱国战争中斯大林注意保护本馆亦不遗余力。德寇未到前所有重要物品均已尽先疏散，德寇退出后尚在战争激烈进行中复尽先将本馆修复。政府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

庄园全面积凡四百平方粨，一切附属建筑物均三十五年前旧样，北面一片森林，据云凡三万五千平方粨（？），远者名曰界限林，与防卫鞑靼战争有关。

西馆之西北亦有一带建筑，十八世纪式，本为佛尔康斯基的织布厂。厂后一带空地，今种洋芋，据云本系苹果园，一九四一年冬严寒，果树尽死去，将来仍拟恢复。再西南行，又有一果树园，据云在前有树一万二千株，今已寥寥无几，仅存八百株左右了。

折向西北行即入大森林中，肃穆清冷，如返太古。在一溪壑回环处，有浅冢横陈于树下，别无碑碣铭识，这便是托尔斯泰的墓了。墓作长方形，长不过丈二，宽不过四尺，高出地面仅尺许，其上平坦。全体护以新鲜的蕨薇及蓝色的钟形花。因树列阴森，日光稀少，花草不能繁茂，故必每日摘取应时花草以护墓。我在墓前默立了数分钟，万籁俱寂，诚适宜于善尽其生职者的安眠了。近墓处用树枝弯作弓形以界道，除此以外，一切均纯任自然。周围德寇坟墓已渺无踪迹，树木被砍伐者也丝毫不见其遗痕，似乎是从来未被骚扰过的一样。

由原道折回，经过西馆背后时，蒲清先生指着地下室的出口说：德寇死尸先陈于地下室，即从此出口运往托翁墓侧埋葬。

折回东馆，建筑形式本与西馆全同。唯因家族人口添多，略有增筑。西翼有凉厅，建于一八七〇年。馆后有厨房，建于一八九〇年。托翁居此凡五十五年，重要著作均成于此。一切均保持一九一〇年托翁离家时原样，战争中被破毁处已于翌年五月完全修复。

有老树一株在馆之西北隅，树下有木凳半环，农人来见托翁者例于此木凳上坐候。有小钟横钉于树干上，往年唤农民上食时即鸣此钟。树龄当在百年以往，心已中空，一九二三年政府令加保护，填以石灰。庄园中一切树木均于同时责成专家，严加保护。

游毕，下榻处已由行馆移至东馆楼层，余室在后列东北隅，甚宏敞。壁上多挂油画，乃佛尔康斯基公爵的旧物。

七时顷用晚膳，有小果实一种，红色，略似樱桃而小，且系浆果，闻亦有白色与黑色者，平生第一次见之，略带酸味。拌蜂蜜或白糖而食。俄国话叫“斯莫洛丁拿”（Smorodina），不知中国亦有此物否。（按：中国名“醋栗”或“酢栗”，日本人训读为Suguri者即是此物。）

食后蒲清先生复邀出散步，馆长随后赶至，谓天候将变，恐有雨，不可远行。天空确实有些不稳的模样，折向东馆前面走去。前面有花园，园中有芍药，乃托翁在世时所栽。再右折向南行，复有菩提树甬道。大抵均属百年前古木。行约二百步左侧又有甬道横出，树列相同。折入此横道，行不数十步，又一白桦树甬道纵走。甬道纵横，树列参天，所余隙地则为草原。如天晴，在草原中偃卧或露食，应是无上乐事。在白桦树甬道中更向南行，有人声自身后灌木丛中呼出，回顾乃一对中年夫妇，据云系托翁之孙在莫斯科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者及其夫人。教授亦予余等以同样之注意，言将有雨，不宜远行。别后略前行，进入灌木隧道，右手有小池。其前有敞路横走，为车马通行之路，布满泥泞。时闻雷声，天色突变，浓阴袭人，雨瞬息可下。匆匆折返，方及馆檐，骤雨即倾泻如注。

俄而雨霁，蒲清先生引拉略诺夫博士（Larionov）来访。拉博士亦馆中职员，正从事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他带了一部分的材料到我房里来，有他的打字手稿和托翁的各种有关文件，在电灯光下，很恳切周到地把他研究所得一一为我陈述，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学者态度，中国的学者一有了什么新的资料每每是倚为奇货，门外不传的。这种垄断的态度也阻止了中国学术界的进步。）

托翁晚年，从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锐意研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曾有不少次的引用和介绍。全集第四十三卷中有关于中国哲学的引用，孔子十八句，老子三十五句。第四十四卷中有关于孔子老子墨子及书经的介绍。

一八八四年开始提到老子。他读过迦鲁斯（Paul　Carus）英译的《道德经》，后来又得到海辛格（Heysinger）的译本，但他都不很满意。他在一九〇九年和一位日本学生姓今西（Konishi）的每日讨论，就靠着今西的帮助把《道德经》重译了一遍，在一九一三年出版。一九一〇年出版过一本《老子》，是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画有老子骑青牛图。

一八八八年开始提到孔子和孟子，他读的是吉姆斯·来格（James　Legge）的“四书”和“五经”，认为应使“孔子哲学普遍化”。他喜欢《诗经》，认为“在这书里面得到极大的人生力量”。同在一九一〇年出版了《孔夫子的生涯与哲学》，也是一种小册子。

关于墨子也有一本小册子，叫《墨翟——关于其兼爱学说》，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此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四日他曾和中国的一位有名的学者通信。这位人的名姓，我特别请拉博士用俄文写出，是ЧЖАН　ЧИН-ТУН（张青同）三个字。这个人在国内有人认为是“钱玄同”，钱玄二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张之洞”，之字是被对音为ЧИИ，因字形相近，末一字母被误认成为Н去了；在俄文草书，二者是尤其相近的。我要求看托翁的原信稿，据云保存于莫斯科博物馆。回莫斯科后当再往调查。（回莫斯科后，因不久即返国，此事未曾做到。）以年龄和资望说来，以张之洞最为合格。此人并无回信，或许原信没有送到也说不定。

一九〇六年曾和辜鸿铭通信，此信已刊入全集。

一九〇八年曾接受辜鸿铭所寄赠的两种英文著作。一种是The　Universal　Order　of　duct　of　Life——A　　Catechism（《人生行为的一般信条——一种孔门问答》，恐怕就是《中庸》），另一种是Great　Learning　of　Higher　Edu（《更高教育的大学问》，恐怕就是《大学》）。此外还接到过一本法文的著作。

一九一〇年七月曾阅读上海出版的The　World's　ese　Student　Journal（《寰球中国学生报》？），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极感兴奋。他曾经说：“如果还年青，定要到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