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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茨中村多元文化的调色板（第3页）

实际上自国家改革开放后，政府也一直关注着这一小群人的信仰问题，教民恢复活动，学校退出教堂，成立教堂管理委员会等，这些措施都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管委会的头儿们还经常被请到省城参加宗教方面的会议。一些神父也不定期地来到这个教点，为教友们牧灵。比如说今晚的平安夜，吴公顶受全村广大教友之托，竟然将陕西的一个年轻神父请来了。据说他现在还在路上，很快就要到了。这个插曲真让我料想不到，我认为自己从昆明赶来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哪料到还有从那么远的陕西过来的，而且还是个神父。

更让人吃惊的是，偏僻的村庄在圣诞之夜还有来自更远的人，韩国一家杂志社派出了一个采访组，早在我们进村前两天就到了。

农布说：“千禧年的圣诞夜，外面来的人更多，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噢，上帝，圣诞夜给人的惊奇真是多着呢。

趁天还没有黑，我到教堂外的墓地去看了看。我记得那里有两座传教士的坟，不知现在还在不在。

我们都知道藏族人的丧葬方式最奇特的是天葬，除此之外还有水葬、塔葬、火葬、土葬等。后面的几种丧葬方式采用得较少，一般是寺庙的僧侣才会采用。像茨中村这种紧挨澜沧江的村庄，更有可能采取的丧葬方式是水葬。但是自从天主教传进村庄以后，信奉耶稣天主的教民死后都改为土葬了。而且，死者的坟头都有一个十字架。这是耶稣的印记，从他们受洗到生命结束，他们与耶稣的十字架相伴终生。

与我5年前所看到的景象相比，教堂外墓地改变相当大，它的周围竟然成了空旷的葡萄园，一排排的水泥柱子矗立在地里，两个传教士的坟倒还在，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人们为他们重修了墓碑。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两座坟墓中，一个传教士的名字叫伍旭东（是此人取的中国名字），另一个叫俞伯良，他们都是在茨中生病去世的。不过，即便是现在村庄里最年长的教民，也记不得这两个外国神父的模样了。他们大约是茨中教堂的第一批神父。也许，在那些被孩子们到处乱扔的书籍和笔记本中，可以找到记录这两人曾经生活过的蛛丝马迹。

我还记得在这两座孤坟的后面有一种名为“路易丝”的法国面梨树，据介绍说是外国传教士当年从法国带树种过来栽活的。本地的史料记载，有数种植物都是外国神父带进来的。当然，他们或许也把当地的一些植物带回了欧洲。这样的事情在当年并不稀罕。上世纪初，不少欧洲的探险家和植物学者到滇西北采撷植物标本。有种说法是欧洲的花园里，一半的植物种属都来自云南的滇西北。一个专为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采撷标本、被西方世界称为“植物猎人”的家伙，名为弗洛斯特的，就曾经在云南各地活动了20多年，直到猝死在采撷标本的工作中。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在那个年代，在这里交流碰撞的不仅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还有大自然中的一切。因此峡谷和村庄宁静、孤独了千年的格局被打破了。

“路易丝”面梨树还在，只是由于是冬季，只有一个光光的树干。不知是否还活着。上次我来时正是夏天，“路易丝”面梨枝叶茂盛，淡绿色的面梨挂满枝头，甚至在地上也能看到一些被风雨刮下来的面梨。我吃了一个，味道和彝族人爱种的火把梨差不多。

峡谷里的阳光照射在这两座孤坟上，蒸发出一种泥土湿润的气息。坟地周围枯枝败叶，落寞凄凉。前面的葡萄园**出黄褐色的干燥泥土，看上去了无生气。年复一年，“路易丝”面梨树花开花落，春华秋实。有谁想得起当年那个种树人，又有谁能知道那异国他乡的种子，来到这陌生的峡谷，生根、发芽、破土、出苗、长大，最后历经风雨，寂寞地挂果，又寂寞地一岁一枯荣，岁岁不同。

堂的外国传教士的坟。不知道他们得的什么病，他们在茨中教堂服务了多少年，也不得而知，只听说他们去世时，已年纪很老了。

唉，“路易丝”，“路易丝”，你是一个在漫长的黑夜中被深情呼唤的名字，还是一种孤独地生长，以至无人采摘的果实呢？

暮色在教堂上空渐渐地浓郁起来，奥斯丁带我们去找住处。我们来到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里，这里位于村庄的正中位置，是一个村道边的宽敞的院落。一个姓李的中年汉子将我们迎进他家的火塘边，我们叫他李大哥，他家开了一间小小的客栈，也就是把自己的住房腾出了几间，置办了一些被褥什么的，便可为来访的客人解决吃住难题，每人每天连吃带住的，才十来块钱。我想起5年前到茨中时，因为没有住处，当天从德钦来，转了一圈就赶回去了。村里有了客栈，说明这几年来的人多了，人们开始有了商品经济意识。

开初我以为李大哥是汉族人，但是错了，他是藏族，姓汉姓。在这一带的藏族人中，上过学的一般都有个汉族名字，这个名字大都不是来自家姓，而是孩子的老师取的。有趣的是老师姓什么，他就让自己的学生也跟着姓什么。若老师姓王，有可能他老先生教的一个班的藏族学生都姓王。乡村教师的水平又有限，学生又多，给孩子取名就随意，男生大多叫建军、建国、建平之类，女生则多叫玉华、桂花、小丽等等。因此在藏区你可能会碰到很多同名甚至同姓的藏族朋友，好在藏族人对自己的姓与名向来不太在意。

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更是美丽得让我羞愧，我认为奥斯丁肯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教友家庭，因此推断李大哥是天主教徒。我们在火塘边吃晚饭时和奥斯丁大谈教堂、当年的传教士、今晚即将到来的平安夜等等话题，李大哥不时也参加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帮着奥斯丁补充一些流传在村庄里的有关过去的传教士的轶闻与传说，似乎这个村庄稍微上了点年岁的人，都能说出一些和传教士有关的话题，仿佛他们刚离开这里不久一样。后来我唐突地问李大哥什么时候去教堂，没有想到他说：“我是藏传佛教徒，我不会进去的。”我惊讶得差点将眼镜掉下来了，我甚至还有些后悔，不该在一个佛教徒家里谈了那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这只能说明这个村庄的包容与和谐，我们应该为之感到庆幸和感恩。想一想100年前两种宗教的信徒为信仰而在这条峡谷里动的干戈吧。

现在茨中村的人们已经能坦然面对民族与宗教这个令全世界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大伤脑筋的问题。文化的多元，信仰的力量，以及藏族人的善良美德，使他们似乎很轻松地就掌握了化解不同宗教之间差异的法宝。这个法宝就是尊重、包容、友爱、互助、仁慈、宽厚……就像笃信藏传佛教的李大哥在他的火塘边自然而温和地听我们谈论上帝一样。他可以恪守自己的信仰，从不跨进教堂大门一步，哪怕里面多么热闹——尤其像今晚，但是他绝不会诋毁或者蔑视那些在教堂里祈祷的同村人。与此同时，他为自己的信仰所坚持的操守，在这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村庄，也同样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从他家在教堂附近占了最好的一块地盖大房子这事上，你就可以看出佛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这片土地上是如何地和谐共存，相安无事。我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的大智慧。

要知道当年传教士们进来时，与当地人的土地之争曾经挑起了无数的诉讼、纠纷，甚至战争。宗教让人们在精神领域里各自画地为牢，而在现实世界，与邻为壑实际上是思想的牢笼没有解放罢了。

马骅并不是为了写什么大部头的东西才去藏区，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只是因为爱，只是因为想过那种纯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只是心甘情愿地把一座遥远的陌生的藏族村庄当成自已的第二故乡，或者，更是因为要寻找生命的价值。当然，需要勇气、毅力、爱心和牺牲精神。记得从茨中村回来后，我俩住在德钦县城的一个小宾馆里，暖气不管用，我俩冻得睡不着觉，就长聊。马骅说他一人在藏区其实很自在的，惟一的烦恼就是父母老催他回去结婚成家。他已经31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呢。我劝他说父母年纪大啦，老人就图这个，希望早点抱孙子呢。你还是先回去还他们这份孝心吧。马骅说，等把这届学生带毕业了，明年署假再到周边藏区跑一圈，就回去找个媳妇过日子啦。说得很轻松，没当多大回事似的。似乎结不结婚是次要的，要紧的是得把在藏区的事业完成，有始有终。直到后来，我看到马骅的一篇文章《思病赋》，才明白什么叫“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在这里，我想引用马骅兄弟的这篇美文，因为，如果你也像马骅那样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不得不离乡背井，浪迹四方，过断肠人远在天涯的孤独生活，你就会理解马骅，也不会怪我写跑题了。

思病赋

虽云江南春好，然燕赵五月亦有莺飞草长，乱花迷眼。桃李新谢，蔷薇初艳。清风自海上来，幽思于心头起。緑肥红瘦，天地不以草芥为末节；寒来暑往，岁月却上散人之发端。

尝闻市有谚曰：人生七十者，古来为稀，家严虽未界古稀，亦已六十有七。偶感微恙，本无大碍。然气弱体虚，筋骨见疏，不复少年之勇。卧床数日，心恍神驰。吾劝之：诗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光阴逆旅，百代过客，强之亦难变。

唯需靜心安养，以求天年不若风烛。

话虽如此，心下恻恻。吾父未至弱冠则孤身离家千里，外求生计。所携者，一藤箱而已。津门一驻，五十载矣。叶落知归根，人老思还乡。然乡音已改，小儿不识。亲朋渐去，再无少年之欢。且吾自小玩劣，年近而立尚无安家立业之思。虽数劝之，然天性已成，劣质难去。父虽豁达，终难介怀。

东风过而疏杨柳，落英频却付流水。但求天佑良人、家严体健，颐养天年。

临网太息，不知所云。

侯官马二草拟于津门

春雨

马骅在家排行老二，故自称马二。此称谓足见此人之亲和力，豁达，随盘，幽默，嬉皮。但在藏区的村庄里，他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做秀，也不博取一丝一毫的利益，他完全彻底地奉献出了自己的爱，因此他赢得了藏族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