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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茨中村多元文化的调色板（第2页）

应该承认，它比欧洲的许多乡村教堂都显得更宏伟、庄严，我想当年要是没有清政府的那笔巨额赔款，茨中教堂不会建得如此奢侈。它的主体建筑由经堂和钟楼组成，均为砖石结构；高耸的钟楼在前，有一个圆形的门洞可进入；长方形的经堂在后，二者紧密相连，像一艘搁浅在峡谷里的面向东方的战舰。想到这个比喻，我就不得不在心中叹息：它为什么要横冲直撞到这落差巨大、切割纵深的澜沧江大峡谷中来呢？

农布把车直接开到教堂外面，前方有户人家在建新房，地基刚刚打起来，地上到处堆着沙石什么的，我们下车步行。几年前我来茨中时，记得教堂外面好像很宽敞，现在也许是因为人口增多的因素，村庄里似乎到处都在盖房子，曾经很疏朗开阔的村庄也显得有些促狭拥挤了。

教堂外面有一所小学校，也是新起的建筑，一群小学生正在水泥球场上做游戏。这所学校从前就设在教堂内，解放以后外国传教士被赶走，教堂作为教会的财产被人民政府没收，将它改为学校似乎是其最好的归宿。实标上，也幸亏教堂成了学校，不然的话，它早就在“文革”中被捣毁了。

如今，保存下来的教堂不仅成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教堂的前面有一个中式的门楼，即便是今天的汉族地区，你都很难看见这样的门楼了，也许在一些很偏远的古镇还会有如此古色古香的建筑。门楼的顶瓦檐飞翘，中规中矩，瓦上都有花纹；门楼上还有一间房子，人进教堂时，得从那间房子下通过。那房子的墙是用木板拼成的，岁月已经将它烟浸得古旧、苍凉，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散发着久远的积淀所呈现的晦暗之色。5年前我来时，记得里面住的有个老教民，他坐在破败的窗户前，只露出一个脑袋的侧面，我们刚要举起相机，就被他喝回去了，似乎他很不愿意与人交往。据说他是一个孤儿，终身未娶。当年外国　神父将他收养在教堂里，神父被赶走时，本想带他一起走的，但是那时的政策不允许，他就成了一个在回忆中独自打发余生的人，至少在他的老年生活或许是这样的吧。那天我想，这次我还能见到这个老教民吗?

穿过日渐苍老的门楼，才是教堂的大门。进大门是一规整的院子，节日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中央牵了一条大大的红色横幅，上书“天主教茨中耶稣圣心堂热烈庆祝耶稣圣诞节！”横幅后面的教堂门洞两边也贴了红色的条幅。今晚就是平安夜，虽然教堂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和圣诞节有关的任何装饰物，如圣诞树、彩灯、气球之类的东西，但就是这简单的红色，便让人真切地感到一个乡村教堂圣诞节的丝丝缕缕喜庆之气了。

我们到达教堂的时候已是下午5点左右，教堂的院子里空无一人，显得很安静。扎西去找教堂管委会的主任吴公顶，我趁光线还好，抓紧时间拍照。

教堂前方和左右两面还建有3幢相连的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因此它们和教堂构成自成一体的四合院。这个院子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小一点。据说从前院子里曾经种满花草，现在也有一些，但显然不是专门的园丁打理的，看上去显得随意粗糙。教堂两侧的楼房从前大约是教堂里的下等人——厨子、助手、花工等住的，其中有一间房间据说是藏书房，里面估计有上万册的英、法、拉丁文的图书。据说从前在教堂里经常可以听到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那是传教士在大师们的音乐世界中对外面世界的最好怀想方式。著名的国际纳西学者维克多?洛克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旅行到茨中教堂时，曾对能在如此偏远的峡谷里听到莫扎特、肖邦的音乐惊讶不已。这些大师们的唱片和图书是通过马帮驿道一步步驮运进来的，可见当年峡谷里虽然交通不便，但并不封闭。在滇藏大地上密如蛛网的驿道使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入到峡谷里来，从上帝的福音到一张小小的唱片，只是需要的时间和进入的过程要漫长复杂许多而已。

外国传教士被赶走后，教堂停止了宗教活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它的新主人是那些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们，他们或许是教民之后，但是他们在教堂里接受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教育，上帝已与这些孩子们没有关系。教堂里收藏的那些图书被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们拉扯得满世界都是，有的拿回家去生火，有的被用来擦了屁股，有的做了草稿本，还有的精装书，被小学生们扯掉内文，将硬壳封皮做了自己的讲义夹。当然，这都是“文革”时期的事情了。

当初神父们收藏的图书虽然在“文革”时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可是仍有一些保存了下来，如今还收藏在德钦的图书馆。只是都是法文的，没有多少人能读懂啦。

院子里的厢房在我5年前来时，已相当破败，一些门窗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时教堂虽然早就恢复了活动，但似乎人们没有多余的钱来重修教堂。好在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以后，县里的三江办公室拿出一些专项费用来，将教堂两侧的厢房重新修了一次。据我后来听县“三江办”的人说，重修时力求恢复原貌，过去的木窗地板是什么样的，雕花是如何雕的，现在也要求按原样恢复，因此相当费工费时。从这个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人已经摈弃了当年的成见，而把教堂看成是一笔历史文化遗产。正对钟楼的这一幢楼从前是传教士的起居室。在位置最好的一间房间里，我还发现一个小小的阳台，阳台外就面对一片葡萄园和农人的庄稼地。在从前那些寂寞漫长的日子里，神父们是否就在这个阳台上，望着那片或许惟一能寄托他们故乡情思的葡萄园默想上帝的恩宠呢？他们让人千里迢迢从法国老家带来种子，然后教藏民们如何种植法国葡萄，再然后，又教他们如何酿制法国葡萄酒。我推想，这个葡萄园除了为做弥撒的仪式需要外，还应该是传教士们的一种故乡情结的生动体现。

在过去，茨中产的法国葡萄酒曾是一件值得书写的事情。茨中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无论是土壤还是气候，都极适合葡萄的生长。天主教的弥撒仪式中少不了红葡萄酒，因为那代表着耶稣的圣血。信徒们在做完弥撒仪式后饮下经神父祝福过的红葡萄酒，就象征着耶稣的圣灵进入到了自己的体内。可是过去藏族人只喝自己酿的青稞酒，不会酿造葡萄酒。我在后来的采访中得知，当年法国传教士古纯仁神父将法国的一种叫做“玫瑰蜜”的葡萄引进来，与当地的野生葡萄进行“舌接”。所谓“舌接”是这位深谙园艺之道的神父的一个发明，他没有采用通常的嫁接和切接，而是将两种葡萄品种的枝条互相压接在一起进行“舌接”，茨中的村民告诉我说，“就像人接吻时舌头交织在一起那样”。据介绍说经过“舌接”而长出来的葡萄，既有法国葡萄的纯正，又具备野生葡萄生命力强、不易被病虫害侵袭的特点。因此它似乎比上帝的福音更适合在澜沧江的河谷地带生存。

而现在，茨中的葡萄还在续写它传奇性的新篇章。也许外国神父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遗留给这片峡谷里的不仅有上帝的福音，还有这无言而甘甜的葡萄，带给峡谷里的人们新的“福音”。令人惊奇的是，“玫瑰蜜”在法国因为病虫害和品种退化等方面的原因，己经绝迹了，而在中国澜沧江峡谷的一个小小的传教点却保存了下来，成为传教之外的又一份珍贵遗产。

外国神父被赶走了，葡萄园里的葡萄却一茬一茬地在生长，四季流转，春华秋实，葡萄园与宗教的关系在淡化，而与经济的关系却在升温。到了今天，市场经济的魔棒将这带有宗教意味的异乡葡萄点石成金，这里的人们聪明地继承了历史留给他们的遗产，开发出一种叫“香格里拉藏蜜”的葡萄酒，远销省内外。

人们甚至在这酒的宣传广告和说明书上明确无误地表明这种酒的酿造秘方和一段传教历史的关系，以此来提高它的吸引力。

其实这个秘方就是一段神奇的故事，它和一个年迈的西藏老修女德丽沙有关。是她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从外国神父那里学会了“玫瑰蜜”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并像保存一段秘密一样地将它保存了下来。当教堂里再次圣歌飘**的时候，葡萄酒可以自由地从上帝的圣杯中缓缓流出来了，德丽沙修女也可以安然地向世人拿出了自己的酿酒秘方。

德丽沙是西藏上盐井教堂的老修女，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座教堂，并形容它是上帝的脚歩在澜沧江峡谷走得最远的地方。外国传教士在的时候，西藏的上盐井教堂是茨中教堂的分堂，我曾经数次进出这座教堂，并且曾在里面小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德丽莎修女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她大约有70多岁了，长得高大丰满，五官端庄，尽管脸上布满深刻的皱纹，但皮肤白皙——这倒让我很吃惊，在西藏高原的乡村，你很难看到皮肤保养得这样好的女人。也许这和她成天呆在教堂里有关吧。她不会说一句汉话，似乎也听不懂我的话。我在教堂的那段时间里，与她无法交流沟通。尽管我知道在这个世纪老人心里，一定装着很多秘密和精彩的故事，但是语言的障碍使我面对一脸沧桑的老修女，只能靠微笑来表达对她的敬意。

上盐井教堂背后也有过葡萄园，当然那也是从前外国神父们带人开辟的。我常看到德丽沙修女到那里去劳作——上帝啊，尽管她已经70多岁了，但她的身子骨依然硬朗。那时我还不知道“玫瑰蜜”的故事，只是到了茨中村后，德丽沙修女的一个远房侄儿，才告诉了我“玫瑰蜜”延续至今的经过。

此人名叫吴公顶，是茨中村的一个老教民。1997年他从德丽沙老修女那里得到“玫瑰蜜”的酿造秘方后，自己在茨中村开始摸索酿酒。头一年他酿了1000多斤葡萄酒，除了自己吃外，找他来讨要、购买的人很多。到第二年，吴公顶干脆扩大生产规模，一家伙酿了5000多斤葡萄酒，全部卖给县供销社，居然还脱销了，并且供不应求。

我和吴公顶就坐在教堂里聊葡萄酒的事儿，他是个谦和、热情的老人，约50多岁，精神饱满，看上去似乎还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相对于村庄里那些淳朴厚道、不善言谈的人们，他像个乡村知识分子般能言会道。我问他现在“香格里拉藏蜜”在市场上卖得那样火，当年你为什么不申请个专利什么的，那你可就发大了。

吴公顶说：“1999年是想去申请个专利，但是注册费太贵了，我注册不起。后来家家都开始酿葡萄酒，秘方也就到处传开了。人家拿这个秘方去开厂，酿出酒来到处卖，也算是对我们茨中教堂的一种宣传吧。”他显得很豁达地说。

他还有个教名奥斯丁，在教友之间人们都呼唤他的教名。这个教名是1949年为他施洗的外国神父罗维取的，信奉天主教的教民一般都没有自己的藏族名字，当你被告知他们叫“玛丽”、“安娜”、“保罗”、“圣?修斯”、“摩西”等一类的名字时，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古典小说之中。

据奥斯丁（我似乎更喜欢他这个名字）介绍说，他的老家在澜沧江上游的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县，祖上因不堪土司头人的捐税，沿澜沧江逃荒过来。到茨中后爱上了一个信教的姑娘，与之结婚并皈依了耶稣天主。奥斯丁说他家已经七辈信教。开初我没有想明白，按20世纪初天主教进入到这个地区算，怎么会在他家就有七辈教徒了？后来才弄清楚，奥斯丁是当爷爷的人啦，他的儿子、孙子都是受过洗的，下面三辈，上面再有三四辈，一百来年的传教史差不多可以培养出七辈信教的教民世家。据说这样的家庭在村庄里还很多。

奥斯丁目前是教堂管理委员会的会长，这个职务显然不属于教会，也不属于政府，只不过是个为大家（为上帝）尽义务的虚职。他听说我们来了，便急忙从家里赶来。茨中教堂没有自己的专职神父，教堂里的事务便由这个管理委员会来打理。管委会的成员都是村庄里的教民们自己推举的，日常杂事倒还简单，有吴公顶这样的热心人就可以了，宗教仪轨上的事就不尽完美，天主教徒的七大圣事——圣洗、坚振、圣餐、告解、终傅、神品、婚配，村庄里的教民们都只能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条件来。比如有小孩要付洗了，人们便会推选教友中最年长、最德高望重的老教民来担当授洗的职责。像奥斯丁这样年岁的人，虽然是会长，但由于还不是最年长者，所以还没有资格为教友付洗呢。

我问奥斯丁，“那么你们村里的教友结婚时，由谁来主持婚礼呢？新人也进教堂按基督徒的仪式办婚礼吗?”

他有些无奈地笑了，“没有神父，怎么可以进教堂办婚礼？多年来大家都按藏族人的习俗办喜事。还不就是请客摆酒席、唱歌跳舞那一套。

我想无论什么事物，尽管它再强大，也得受当地习俗及文化的影响。即便是上帝的意志也罢，它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就得浸染上这土地的颜色和风俗。

比较麻烦的是如有教友逝世时，人们是一定要到外面去请神父来的，按照天主教的规定，教徒的终傅圣事时身边必须要有神父为他做临终关怀，在教友的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给予其抚慰，缓解其痛苦和哀伤，指引其灵魂升往天国。一般来说，有信仰的人对天国究竟在何方并不认真，但对地狱的景象却深怀恐惧。与其说他们担心自己的灵魂上不了天堂，不如说他们害怕地狱的烈火。而临终前，神父温存而信誓旦旦的开导绝对会让一个终生信教的人相信，上帝已经让他逃离了下地狱的惩罚，使他的灵魂升往天国。因此，家里有人要去世时，家人不惜到大理或澜沧江上游的盐井教堂请来专职神父为病人做临终圣事。虽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总是对即将离开人间的亲人的一种最好的安慰。

现在茨中村的人也想尽快改变教堂里没有神父的局面，他们选送了两个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的年轻人到外面去上修道院，如果这两个寄托了全村教民厚望的年轻人能顺利拿到神品，那么，茨中教堂将在自解放以后，第一次迎来自己的本堂神父。不过，奥斯丁在说起送年轻人到外面学习时，也不无忧虑。他说这是送出去的第二批人了，前一次送两个本村的年轻人出去学习，可是他们到了外面，眼界开阔了，竟然谈起恋爱来。这就不能回来做上帝的使徒了。

看到热情朴实的奥斯丁，我想起我5年前来茨中村时认识的当时的教堂管委会主任张保罗，我向奥斯丁打听他的消息，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张保罗已升往天国。面对寂寞的教堂，我不得不思念起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来。

张保罗曾在德钦县商业部门工作过，后来退休回到家乡养老，他是个和善、朴实、认真，并充满博爱精神的好老头儿。那时还没有多少外地人来茨中村，我们进村庄似乎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有人急急地跑去他家告诉我们到来的消息，他便一路小跑来到教堂。他家离教堂大约有两三华里，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保罗的祖上是维西县那边的纳西族，而他母亲是藏族人。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土匪冲进了村庄，将张家洗劫一空，房子也给烧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张保罗的父亲才带着他母亲来到茨中，因为这里是他母亲的家乡。后来他的父亲得了病，一个神父来看他父亲，说了很多宽慰的话，还答应给他父亲治病。从前他父亲没有吃过那些神父的药，一吃病就好了。这样张保罗的父亲就信了天主教。到后来张保罗的父亲要死时，就留下话来，让他家的人都要信奉天主教。就这样，张保罗在15岁时就接受了神父的洗礼。

张保罗的故事大体代表了当年传教士进来后发展信徒的过程，他们一般以看病行医、救济穷人为手段，先赢得普通百姓的好感，进而俘获他们的心，以达到改变他们从前的信仰的目的。因此，从前皈依耶稣天主的教民多是生活中的弱者——孤儿、麻风病患者、逃难者、无依无靠者、被灾难击倒的人、彻底的穷人等等，他们在教堂里找到了庇护所和爱。一般来说那时的有产者和贵族是不会到教堂里去的。内地从前那些因为入了教会便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的现象在藏区是不存在的，毕竟这里是深受藏传佛教浸**的地方，人不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传统的。

我还听张保罗说过，从前人们在吟诵《圣经》和唱圣歌的时候，都是用纳西语，后来随着茨中村信天主教的藏族人逐渐增多，人们便开始用藏语做弥撒和早晚祈祷了。纳西语即便是在纳西人当中，也逐步被忘记，现在张保罗的下一辈已不会说纳西话了。而张保罗可说是个民族语言的全才，由于长期在多民族混杂地区工作和生活，他会说3种少数民族语言——藏语、纳西语、傈僳语，当然，他的汉语也说得不错，而且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想这与他作为教堂的管事需要经常同外界打交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