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音乐
音乐家流浪到了吴郭市的花码头镇,进了村子,站在村口的廊桥里,扶栏眺望远处的香炉山,胳膊朝风头略偏一下,袖子里便灌满春风。古人有诗:
著酒行行满袂风,草枯霜鹘落晴空。
这两句诗,当年最欣赏他的赵老校长常常吟诵。这样一想,他就起了喝酒的念头,且要一醉方休。
从村子里过来四个有说有笑的男人,其中一个经过他身边时问道,你是什么人?
音乐家翻了个白眼没说话。
于是另外一个人便站下来,对他用着呵斥的语调问,你,从什么地方来?他以为音乐家是叫花子了。他们是一群有身份的人,不方便平等对待叫花子。
音乐家说,我是老师。你也配问我这种话?
这些人便不客气地哄笑起来,互相使眼色,做鬼脸,并且乱嚷嚷,说,哎呀,仔细看像老师。时代不同了,臭老九也神气起来了。
音乐家说,你们这些愚民,也懂得时代两个字。
说到“时代”二字,音乐家把喝酒的念头暂时搁下,拿出他的小提琴,拉起了门德尔松的乐曲,往常他乞食时,只拉《满怀深情望北京》。正满腹愤愤不平地拉着,过来一个垂头丧气的年轻人,朝他脚下放了一张纸币,音乐家眼睛一瞟,一张五元币。捡起来一看,是一九七四年的版本,四年前发行的,正好是他开始流浪的那年。施舍人的衣服上,拦腰扎了一根宽宽的皮带,愈显得宽肩窄腰,背影很是英武挺拔。音乐家叫喊,哎,你这人。五块钱,太多啦。这人头也不回地朝他摆摆手,说,我没小票子给你。你不要啰唆,我要上班。音乐家问,你上夜班啊。没听到回答,又问,镇子里有没有旅馆?
这人听到旅馆两个字就回头了,瘦白的小脸,两手插在裤袋里,向前倾着身体,很郑重地说,镇子里只有一家旅馆——其实也不能说是正式的旅馆,但也不是黑旅馆。人家光明正大地开着,就是当地政府还不肯批私人营业执照。我就不相信……到底最后政府还是要给人家营业执照的。听说吴郭市里有人开了旅馆,拿到执照啦,和国营的唱对台戏。
音乐家说,哦,镇里这家旅馆叫什么?
他眼里就放出光来,江山多娇,他说,叫江山多娇。四个字是镇里中学校长写的,好笔力。旅馆里面干干净净,每个房里放一搪瓷茶杯,杯子里插应景的花,今天插的是黄颜色和蓝颜色的小野**。真正与众不同。我也住里面,开店三个月,我就住了三个月,每天心情都是暖洋洋的。
音乐家七四年开始流浪,那时候他还是北京一所音乐学院的教师,因为受他的校长连累,被开除了职位,放到边疆去劳动。他不服分配,从此就流落在外了。现在,他要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他在江湖上早就听说小泽征尔来中国了,下个月要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中央乐团演出。听了施舍人的一番话,他知道这位年轻人充满感情的话另有着落处,于是虚应了一句:
是啊,打倒四人帮,人民暖洋洋。
“江山多娇”就在眼前。
一所小院子,里面一幢二层木楼。左右是吃饭的厨房和柴房。他走进院子,坐在院子里抽烟袋的一位老者说,去,到别处去要饭。他还没说话呢,厨房里飘出来一位高个儿女子,说,爹爹,人家不是要饭的,你看人家这派头,是个知识分子呀。进来呀,正好赶上晚饭哦。
看她这利索的说一不二的劲头,音乐家知道这女子就是这旅馆的当家人了。乍一看她眉眼生动,风情外露,仔细一看,见她肤色黑黄,又有点龅牙,说话的时候牙齿露得太多。音乐家是个极爱美的人,见她这样,盯着看了两眼,心中生出嫌弃,脸上不由得就表现出来,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子看得懂他的表情,也不生气,拿了他的包便上了二楼中间的房间,放好东西,站在二楼走廊上,一手托着脸颊,朝楼下呆若木鸡的音乐家说,同志,你怎么痴呆呆的?音乐家说,大嫂,你干嘛把我的包拿上去了?我吃饭之前要洗个脸。女子说,我像结了婚的?音乐家没有理她,上楼进了中间的房间,从包里翻出自己的破毛巾。一出房门,看见女子一张笑盈盈的脸,他就想,她这种人,天生心情好,跟打倒“四人帮”没关系。
走廊很窄,他经过女子身边时飞快地擦身而过。没想到女子暗暗地伸出一腿,原意是互碰一下大腿,没想到绊倒了他,毛巾脱手飞出老远,挂到了屋檐下吊着的一块咸肉上。女子的笑很有特色,下唇不动,上唇通电般狂抖,无声地疯笑。
音乐家爬起来说,你为什么这样泼辣?
女子说,我爷爷……
“咯”地笑出一声,我爷爷以前是蓝湖里的湖匪头子。
音乐家问道,蓝湖,在哪里?
女子说,就在边上,走二十几分钟就到了。你要去的话,吃过晚饭,我陪你去,饭后散步哦。哈哈。
音乐家说,你陪我散步?你配吗?
她爹在楼下扯直了嗓子怒喊,你们吃不吃?
音乐家吃了晚饭,回房整理大包,从大包里拿出一个绿色帆布挎包,把所有的钱和一张写着两个电话号码的纸条放进小挎包里,走下楼来,看见一楼有一个房间里放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种笨重的车载重两有公斤没问题,这是音乐家不喜欢“永久”的理由。另外,“永久”的挡泥板的式样像乡下人的手,又大又粗,也是他极不喜欢的。音乐家喜欢轻捷的“凤凰”牌自行车,骑在路上,就像掉在地上的一个音符。
音乐家虽说不喜欢这辆“永久”,还是偷偷地把它骑出来了。两个小时不到,他就骑到了吴郭市的邮电局。全市只有这一个邮局,日夜开着的,大街上早就空****了,邮局的大厅里却挤着众人,打电话的、发电报的、问询的。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人去世了,有人得子了。有人要去远方,有人从远方要来。有人找失散的亲人,有人需要马上离婚。有一个人去年冬天参加了十年“文革”过后的首次高考,没考上,现在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跟对方说要参加今年的夏季高考,一准考上清华。突然进来一个戴着进口蛤蟆镜的男子,镜面上贴着崭新的外国商标,这准是他的外国亲戚给他带来的。一屋子的人都回头看这夜间戴墨镜的时尚青年。
音乐家打完电话,他那纸条上又多了几个电话号码。他眼角湿润着,把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看了又看,并且趁人不注意时亲了纸条一下,然后把它放回帆布挎包里,顺着来时的路往回骑。农历四月中旬,又是晴朗的夜,月亮的光华照彻大地。音乐家骑到村口的廊桥上又碰到了施给他五元钱的年轻人,瘦腰窄臀,轻捷地走在月光里。两个人一打照面,年轻人就急了,说,喂,这辆车子你怎么骑了?这是我送给她的。
音乐家下车问他,故意逗他,她?她叫什么名字?
普大老实回答,她叫黄万朵。
那么你呢?
普大。姓普。我是孤儿院出来的,从小跟着养父母在外面飘,他们死了,我落不下脚跟,继续飘。我到这里三个月了,来的那天正好黄万朵开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