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

真挚的做作岁月（第1页）

真挚的做作岁月

难言的母女共学

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一些城市的政策也开始灵活起来。比如我所居住的城市河北保定，就规定了老大可以免下。我是老大，我惟一的妹妹正读小学，似也不存在我留她下的危险。我的同学都羡慕我的好运，然而我却报名要求去农村落户了。

因了我的行动，保定市曾经不大不小地热闹了好一阵。我先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用”，我根据当时两个最著名的口号，联系实际进行着发挥，讲着。那口号叫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地报纸和广播也作些“插科打诨”的报道，说我母亲曾反对我去农村，我便与母亲共同学习“毛选”，后来母亲终于搞通思想同意了我的革命行动。对这则无中生有的报道，我母亲至今还耿耿于怀，非常不满意。当时我对这报道却并不在意，既是革命就得有对立面，这似是报道的规律，也是人活着的规律。再说这“对立”也不伤大雅，不是一学也就通了吗？但我始终不忍心把这“母女共学”的情节加进我的“讲用”内容，不是没有人这样提示过我。

行前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在昔日的直隶总督府（市委）门前，面朝一街欢送的车队和红花发言。这热闹一直延续到我插队的县，延续到我的“点”上。

那时，我常被自己的热情所鼓动。它鼓动着我从热情中又生出热情，在农村没有虚度四年。然而，从那时起，我实在又有着难言的不安。我那被社会称道的行为，实在还有着难言的隐秘之处，这便是我和文学过早的不解之缘。我的决定和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徐光耀有着藕断丝连的渊源，那时他就肯定过我的文学开端。

徐光耀和女高尔基

保定有座名胜古迹，叫做古莲池，面积不大，有亭台楼榭，有很好的碑文：米芾、怀素、乾隆的都有。这里明时为书院，清时曾做过行宫，几经沉浮的作家徐光耀就住在它的一个角落里。他似是刚被从农村召回，参加一个报告文学集的编写。那集子要以文学的形式报道一个部队的卫生科，前不久这个卫生科刚刚从一个乡村妇女的肚子里挖出个九十斤的大瘤子，被上级命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那位卸掉瘤子的妇女，也因被这先进卫生科卸掉瘤子而成了大队支书和当地知名人士。写这样的集子需要高手。

徐光耀被安置在古莲池一个荒芜的角落里，房子大约只有八平方米吧，但门前有影壁，有几丛微黄的毛竹和营养不良的玉簪。我第一次走进那里，总觉着是走进了“聊斋”，后来仍然能从那里联想到《聊斋志异》里那些神秘伤感的故事。

我揣着两篇作文，由我父亲带领来拜见徐光耀了。那时我十六岁，念高一，我盼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是小说、怎样写小说的答案，父亲则更多地希望他为我的作文（我的文学才能吧）作出一些鉴别。因为在此之前父亲对我的文学兴趣也产生了朦胧的信念。他是画家，家里也残存着几本中国的和外国的小说。

我向徐光耀出示了我的作文，他有些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搁置在一张大而坚实的硬木写字台上，然后就和父亲谈起了别的，关于时局发展的预测，还有郑板桥和陈老莲什么的。我只盯着那块被作为写字台面的大理石和桌下那块与写字台可分可合的镂花踏板，想着历尽沧桑的徐光耀是怎样保护下他这张桌子的——它那么大，那么重。我盯得时间越长，就越能证明我是被冷落在一旁的。后来他总算没有让我把作文带走，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见面。这次他谈话的中心是我的作文，他非常激动，连着说了两个“没想到”，还说你不是问什么是小说吗？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

我的两篇小说写了两个孩子，一篇写一个爱动爱闹的女孩子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是怎样生动地讲起了批判“孔老二”的故事；另一篇写一个乡下男孩和几个学农的城市女学生的友情，这便是《会飞的镰刀》。徐光耀建议我把《会飞的镰刀》寄给一个编辑部，我按照他的意见先把此文寄给《河北文艺》，但没被采用，但当时的编辑部主任肖杰同志却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许久我才从那信中悟出了道理。他们之所以不用，是因为那里没有阶级敌人，作为主人公的那个乡村少年也不高大，且有缺点。这篇小说一年后被北京出版社收入一个小说集里，后来我一直把它作为我的处女作。对于北京出版社和当时这小说的责编、现在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庄之明，我永远存有感激之情。

我受了一位作家的鼓动，十六岁的心立时被激**起来，在莲池里故意多穿几个亭台走着、想着，或许我也能成为一个作家吧？那么就该发誓去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包括我朦胧中所了解到的关于深入生活什么的。但我惟独没想到这追求是多么冒险。

父亲却支持了我的冒险。在那些日子里，他的议论也总离不开中国农村。他用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社会这个道理来启发和安抚我，那启发和安抚是毫不犹豫的。直到十几年后我当真成了一个作家，父亲才常常为那时的行动而后怕起来。“也真有些后怕，万一要上不来呢？我们又没有任何后门。”他说。我也常常把这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那难以克服的“傻天真”。作家、文化，当时对于他不也是海市蜃楼吗。倘稍有世故，这一切又何必呢？保定又有了可下可不下的政策。

母亲和我一起学“毛选”的故事虽是杜撰，但对于乡村她一向是惧怕的，这或许和她自小生活在城市有关。她深信当时一切关于女学生下乡碰到厄运的传闻。我临走前，她手拿刚注销了我姓名的户口簿，热泪满面地说：“难道你真能成为中国的女高尔基？”然而这已不是在劝我回心转意，仅是母性那种无奈心绪的流露。

我盯住这个少了我的户口簿想：原来一切都是真的了。难道非要去了解中国农村不可么？你这个“女高尔基”。

我的农村日记和日记中的我

大约因为我是热闹着而来的，所以我进点后（或许进点前）便被指派为这个点上的副组长了。

我所在的点是距保定一百多华里的博野县张岳村，这是一个四周有着平原和沙丘的中等村庄，村里多榆、柳树。坐北朝南的平顶土房和砖房永远沐浴着平原上的阳光。家家房前都有一个木梯子，房顶上常年摊晒着应时的农产品。到冬天不再有东西摊晒时，玉米和薯干便就近堆入玉米秸编起来的圆囤里。开始我们这十几名学生就分散住在这种窗前有梯子、房上有圆囤的农家里，直到后来我们也有了一个两排红砖瓦房和每个房间都配有桌子和水缸的真正的“点”。但“点”的房子很潮，冬天铺在床板上的麦秸被我们的体温暖得长出麦苗，纤细的麦苗在潮湿的麦秸里蜿蜒着生长。房东家的老炕则很干燥，炕席被火炕烘烤得乌金乌金。

我到底没有白白面对一街车队一街红花表决心，我努力把到农村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变得真实。面对这个豪迈的口号，有时我真的忘却了我那个显得萎缩的个人动机。原来一个高深莫测的口号不是不能被人理解运用的。我得知戈培尔说过的“谎言重复一百次便是真理”是很晚的事，但我又不能把这一切形容成谎言的重复，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后来我的一切变得更加自觉自愿，连自己的容貌也愿意过早地去酷似农民，那就是要把自己晒出来。为了这“晒出来”，在八月的正午，我竟坐在棉花垄里晒太阳，以致我的脸颊疼痛难忍，层层爆皮。我愿意自己手上的血泡越来越多；我愿意让农村的女友捧着我的手把麦秸秆编成的戒指套上我的手指，看到这双手上有十二个血泡。那正是我过十八岁生日时，我十八岁的生日也因有了这十二个血泡才变得分外辉煌。直到我的一个名叫素英的农村女友捧着我的手哭起来时，我的心才有了得到回报的满足。

素英是个小巧玲珑的农村姑娘，很会整理、爱惜自己，也格外爱惜我。我们的友谊保持了很久，直到我回城后，素英出嫁去北京办嫁妆还住在我家。我为她铺好一个临时折叠床，她睡觉脱衣时仍习惯地站上床去，像平日踩在炕头上那样，这使得她像踩钢丝那般东摇西晃。我妹妹暗中为她的举止发笑，我便斥责妹妹，想着素英是怎样捧着我的手哭。

妹妹笑，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朋友将热泪洒上她的手吧？至今我总觉得城市女孩子的热泪是少了些魅力和打动人的分量的。

在我的农村日记里，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素英和她那灵巧、短小、粗糙的手。

我的农村日记几乎没有中断过。下乡四年，我差不多写了近五十万字的日记、札记。许多年后当我再翻看它们时，虽然其中不少崇高与空洞、激进与豪迈，一些描写甚至令我汗颜，但我对那个点上的回味，对那时的我的回味，对一个时代的回味，也正是靠了它。那是一个现在的我在审视一个过去的我，其实那个被审视的我也许更真实。一九七五年七月，队里让我们回保定换季。我在家里住了几天，家里像迎接国宾一样迎接了我。离家时，母亲含着眼泪把我送上长途汽车。做了几天“国宾”的我回到村里，立即写下了一篇日记：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妈妈含着眼泪把我送下楼梯，我却笑着把她劝回家去，怀着一种逃出保定的心情进了长途汽车站。

这两天，我吃着大米饭、肉包子，却总觉着它们比不上我们亲手摘的西葫芦、大北瓜做成的熬菜，亲手拉着风箱做出来的卷子、饭汤香甜。睡着平整、松软的大床，却总是翻来覆去，脊梁底下像有石子硌着，这使我更留恋婶子、大娘那铺着金席的火炕。躺在这炕上，听着半导体里祖国四方的声音；围坐在炕上，讨论中央文件的精神，想着我们张岳的未来，直到三星西落、窗纸发亮……我在城里走着看不见土星儿的柏油马路、松木地板，却更贪婪那一处土窝儿、一片土坷垃、一条条铺严“竹帘子”“星星草”“刺儿菜”的张岳的土道。我和多少城里人握手，却更渴望握一握张小爱大娘的粗手、善增大叔的硬手和素英的巧手。喝着消过毒的白开水吃着冰棍，却更馋那打一桶水要摇一百下辘轳的井水和垄沟里飘着狗尾巴草的流水。

张岳，你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每每读着这篇日记，就仿佛看见一个昧着良心从家里溜走、吃得肥头大耳、放下筷子就骂娘的小贼。但我怎么也择不清这里到底有几分真意几分虚假，甚至每每因了它内含着的那无边无际的虔诚而自我感动，然而这虔诚实在又包含着连自己听来也战栗的做作，虽然这做作显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可是日记以外的我却常常有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

我念小学的妹妹来张岳村看我，她最喜欢骑我们生产队的毛驴，她也愿意来农村和我做伴。我也向她表示，为她从小就知道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而高兴。后来她真的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

亲爱的姐姐：

我现在已下了决心，毕业以后向你学习，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痛击“右倾”翻案风、大赞新生事物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我们学校人人争当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闯将，争当开门办学、走“五七”道路的促进派。

姐姐，我再次向你表决心，毕业以后，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吧！此致敬礼！

接信后我一阵心酸，一股凄凉之情油然而生。我实在不愿相信这是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来信。我特别害怕我妹妹的决心，还很为这信流了些眼泪，之后急忙写信询问家里这是怎么回事（虽然妹妹离中学毕业尚为遥远）。直到家里来信说，这是语文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一篇作文，还要求学生们把这篇作文真的寄给他们在农村插队的哥哥姐姐，我这才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