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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挚的做作岁月（第2页）

那时村里的小学正缺老师，大队书记和我商量让我去补上这个令人羡慕的差事，那书记便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善增。他为人厚道，从来都管知青叫学生，给学生派活儿时专拣轻活儿，有一次竟让我去推车卖豆腐，悄悄对我说那活儿不出苦力，出工也不论个时晌。我真去卖了一次，结果因驾驭不了那豆腐车而告终。

善增让我去当老师，我却拒绝了。我在日记里说：“我可不能出了校门又进校门，在农村我永远是一名小学生！”

有时我们也敲八林的门

这文章开始时我就说，我插队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尾声，政策也灵活起来，各地甚至都为自己的儿女能侥幸归来创造些更活的政策。但口号照样是豪迈和光明磊落的，比如“厂社挂钩”——我们就是学着这个口号被“挂”下来的，据说这口号是湖南株洲创造的。

我的履历和“厂”并无任何关系，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都过着飘摇不安的生活。可正如我们村主管知青的党支部委员进钢常说的“政策是死的，办法是活的”——看来这句话也并非他的发明，当他咏诵着这句话为自己的村子，自己的“臣民”，在死政策下找些活办法时，城里也早有人咏诵着它在做了。我不知这是不谋而合还是这活办法的不胫而走。但这“厂社挂钩”的经验也莫名其妙地使我和保定一家工厂的子弟们共同就近插队在张岳，至今我也弄不清这是因为哪个环节的松动。和我性质一样的还有两个女友，一个叫刘元梅，一个叫王陶。刘元梅的父母属于政府系统的某个厅局，夫妇都是“民盟”的盟员；王陶是大学教师的女儿。如今刘元梅正学她父母的样子，在省里一个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王陶则已是华北电力学院的教师，她是在一九七七年大学刚恢复招生时考进这所学院的。那时的王陶举止利索，充满着朝气；刘元梅却像个喜静而又不多嘴多舌的好大嫂。我们三人那时同住一室，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我们既是被一个厂“挂”下来的，又是少数，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之感。尽管我正以一个副组长的身份，在“统帅”着一群名正言顺的年轻同伴。但“人以群分”的道理还是把我和刘元梅、王陶联系得更紧些。再说多数派的同伴也确有些名正言顺的气势呢。比如当我们的新点建成、院子尚无一个大门时，与张岳村“挂”着“钩”的保定那家厂方，就毫不吝啬地把用铁棍焊好的两扇铁门送进了村。那铁门高大，有着“巴洛克”的风格样式，使我们的点显得格外有气魄。安装大门时曾招来全村许多老少，如同过年。我也总觉得，我们的点在县里一直处于先进，来点参观乃至开现场会的人不断，好像很和这两扇门有关。当时全县比我们寒酸的点还有几处，寒酸对上面而言怎么也不能算件好事，当时的大寨社员不是也住着青砖楼房吗？当然，“厂社挂钩”的经验还远远不在于保定的某厂仅能给张岳的点做两扇铁门。有些知青能比我们早回城，显然也沾了这“挂钩”的光。

我和我的两位女友通过这铁门出入着，下地、开会、挑水、拉煤、买菜……有时晚上也从这门里溜出去干些不宜记入日记的事。在日记里，我歌颂着张岳浑黄的井水，锅里那灰暗的干菜汤，而我的肠胃却不顾我的歌颂，总向我提出些奢侈的要求。后来我从一些讲男女有别的知识小册子里也读到，奢吃零食的习惯女性是甚于男性的。说白点儿，面对一些零食，女孩子常表现得十分没出息。闲着两手捏几个瓜子，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甚至成了那些不正经女人的经典形象。然而大多数女人不顾这些，还是盼望着抓挠一点零食，哪怕是一把瓜子。

那时的农村尚无被搞活了的经济，街上有个供销社，是全村人惟一的经济中心。里面有属于官方专营的盐、铁，只在做工潦草的货架上摆些红烧带鱼、糖水红果罐头和七八角钱一瓶的葡萄酒。那罐头我们是望尘莫及的，然而酒我们却喝过。有一年元旦，我、刘元梅和王陶插起门来就着柿子喝酒，致使刘元梅起了一身猪皮模样的疙瘩，且伴有呼吸短促、瞳孔扩散。在惊恐之中我想起“酒精中毒”这四个字，才猛醒这酒是酒精兑水合成的。那晚，我和王陶整整折腾了一夜。我记得热敷法可以消肿，就烧了一大锅开水，把所有的毛巾、枕巾都摁在锅里，再将这一锅毛巾一次次地摁在刘元梅身上。天亮时刘元梅居然消了肿，并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在美国，东道主请我们在旧金山一家著名的海鲜酒家吃牡蛎，喝一百八十美元一瓶的法国干白葡萄酒。我向一位汉学家讲起了那次刘元梅酒精中毒的事，他说，酒精兑成的酒全世界都有，然而人们都在喝。这里卖者和买者都有明知故犯的味道。而我们那时不懂这些，以为酒就是酒，天下的酒都一样，如同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只有一个红太阳，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人民都等着我们去解放一样。

和村里这个盐、铁专营的供销社相抗衡的惟一一家商店（如果能称其为商店的话）就是八林老头的地下商店。

八林从名字到他的“店”都似带有土匪和匪窝的味道。在他的小黑门里，有一毛钱一斤的酱油和八分钱一斤的醋，也有更属非法经营的国家绝对的统购物资——花生米。八林的地下商店当时为什么不被取缔，我始终不得而知，也许连支书善增有时也到八林的“店”里买酱油接短吧。大家都需要接短，都知道他那酱油、醋里掺着大量的水，如同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有酒精兑成的酒，然而人们都买，都喝。

八林卖酱油不光掺水，且自有一套操作方法。他的酱油缸被隐藏在里屋的黑炕边，缸盖被几件衣服遮严。有人来买时，他觉得来人可靠才揭缸。揭缸后他也并不忙于用“提”，而是先将“提”在缸里狠搅一阵，使缸里的**随着“提”的搅动充分旋转起来，才猛下“提”，猛提起，再将那仍然旋转着的**倒进顾客的容器。开始我们不解其意，后来一个名叫春生的聪明男生将其中的奥秘告诉我们：酱油在“提”内旋转着被提起时，总要旋出一些在“提”外的，这是一种离心作用吧。春生用一只盛满水的缸子在手里旋转着。然而我们还要去和八林做这种既非法又上当的交易。“上当受骗就一次”，是需要有一个繁荣、合理的经济环境的。这样你才能有挑选的余地。那时没有这余地。

我和我的两个女友不光“出差”为点上买酱油、买醋，慢慢地也受到他那稀罕珍品花生米的吸引，诡秘、谨慎地去敲八林的小黑门了。“嘎吱”一声，小黑门在诡秘中打开了。八林一张永远拖着鼻涕、木刻似的长脸审视着我们，我们也在他的审视下懊恼着自己，直到八林愿意接待我们。

八林领我们在黑暗中穿插进屋，在油灯下将一些什么东西移开，把正在淌着的鼻涕“拧”净，手在鞋底上蹭蹭，才去抓花生米。他这种先净身后取货的程序，常常使我们觉得他的货更娇贵。

一把花生米被揣进了口袋，我们在黑暗中走着，一粒粒摸着吃，计算着吃完它应用的时间，力争在进门前吃完，不留痕迹。当点上那两扇铁门横在眼前时，身上正好“弹尽粮绝”、财物两空，我们这才想起原来这要花去半个月的工分呢。然而又觉得这实在值得，因为这里不光有女人的奢侈，还有冒险的愉快。

我对杨贵和毛泽东的悼念

一九七六年，我在村里悼念了两个人：一位是杨贵，一位是毛泽东。

杨贵是村“贫协”副主席，“革委会”委员，“贫管”校长。党支部派我为杨贵写悼词，开始我很为难，因为我没写过这类文字。支书说你就拣好的说吧，别忘了结合形势。我仿照耳闻目睹过的广播、报纸写了起来。在追悼会上我亲自朗诵，收到了难以想像的效果。我在日记里翻到了这悼词：“张岳大队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民兵连、妇联会、贫协、全体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哀悼：张岳大队贫协副主席、革委会委员、贫管校长杨贵同志，因患脑溢血，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下午七时在博野医院逝世，终年六十岁。……

杨贵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忠诚的革命战士，是我村久经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考验的领导……”接着，我在简要地记述了他的事迹后，又写道：“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是我党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引起了全村贫下中农的极大悲痛……”

当时我想，凡是能够配上悼词而被送终的人，这些字眼对于他们都不会过分吧？既然至死都保持了共产党员的称号，那么他必然是继续革命着活下来的。许多半途而废的党员，当然都是不善于继续革命的。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损失”和“悲痛”似乎都成了合情合理、可多可少的形容词。

现在我重读着这悼词，想着杨贵和我们的交往。

杨贵和我们的点是对门，大约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他曾打过仗，后来由于负伤而退役，现在是一位尖脸、缺牙、有着轻度颠脚的瘦小老人，人们都叫他杨贵。杨贵瘦小，却有着功臣般的霸气。他那瘦高的老伴和七个参差不齐的儿子也因之显得自负，在村里他们大有说一不二之势。当年的我们和许多张岳人一样，对这家人充满着预先准备好的、无条件的敬重。比如他的家人可随时来伙房拿葱拿蒜，拿馒头烙饼，我们必得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样子。谁都知道杨贵家偷电，然而谁都得“包涵”。当他家明明把电线挂在我们的点上时，我们也必得生出几分他偷得应该的大度：难道他不该偷吗？他因战争负伤腿脚不好，你能让他在黑灯瞎火中摔跟头么？杨贵也许是审度出我们的觉悟了，便更加打我们点的主意。那年我们养了一口猪，大家费劲拔力地把它养到了一百三十斤，但离年节尚远，还没有杀猪过年的打算。杨贵来了，端详着猪打主意，这主意显然不是立时“打”出来的——对这猪，杨贵似早有预谋。他端详了一阵，说：“这猪有病。”那风度酷似一个阴阳先生在相看这宅院的风水。

“给治治吧，没准儿您有手艺。”有人答道。

“治不好。”杨贵说。

“那可怎么办？”又有人问。

“杀了吧。”杨贵说。

“离过年还早着呢，多可惜呀！”有人说。

“杀了总比死了好。”

杨贵说要杀猪，那么，猪得杀。谁杀？当然是杨贵。这时杨贵不但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而且还真要为我们付出点什么了。至于猪为什么非杀不可，猪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就不再有人追究，因为这是杨贵的倡议，杨贵的指点。

于是猪在一片欢腾中被宰割了。杀了也罢，人们已经在为点上能拥有这一百多斤猪肉而兴奋起来。但人们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便是这杀猪人的报酬。现在面对眼前这口白净的猪，杨贵毫不掩饰地把条件提了出来，那条件是苛刻的。当我们都觉得这条件难以接受时，杨贵却已下手了。他先把猪的上水下水（五脏六腑）归入自己早已备好的盆中，又割下那个硕大的猪头，再则是四个肘子（那肘子所带走的肉也足以使我们目瞪口呆），最后是将这猪拦腰斩断割下尺把宽的一块正肋，并割下那个几乎被遗忘了的猪尾巴。

那时我们站在一旁真有点自己被解肢的感觉，心疼啊！但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把这和掠夺联系在一起，还侥幸地想：也许除了那块正肋，杨贵拿走的都不是猪肉的珍贵之处吧，难道他能掠夺我们吗？一个打过仗的功臣。然而心疼还是难以缓解。

杨贵运走自己的所得，还不忘回来告诉我们，煮肉时别忘了放一把花椒。

杨贵杀猪一个月后，杨贵本人死了。

在杨贵的追悼会上，我念着悼词，哭着，许多人都哭着。也许是我那悼词当真打动了人，若配以哀乐，我想人们还会表现出更大的悲痛。我哭着，还看见了他那最小的脸色青黄的儿子，这小儿子才七岁。于是我哭得更加凶猛起来。

哭有时并不完全依靠你的真情实感，还依靠贴切的氛围吧。如同人的恐惧感，有时你听到一个关于鬼的细致详尽的故事并不害怕，然而一个被扔在路边正在焚烧的死人枕头，倒能令你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