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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挚的做作岁月（第3页）

距杨贵的死两个多月后，毛主席去世了，我却没有表现出比杨贵的逝世更大的悲痛。至今我仍然为那些日子里的我而惶惶不安，尽管我在日记里记载过我那悲痛得欲罢不能的心情，记载过自己将悲痛化为力量的誓言：“今天啊，您一定能听见远在辽阔的冀中平原悼念您的知识青年的心声。那如林的臂膊，那万水千山中传递的誓言，摇颤了宇宙，震**着太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仿佛真能看见一个伟岸的身影在空中俯视和谛听着这群知青如林的臂膊和誓言。然而我始终没有涌泉似的眼泪。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拉着一辆小车，去玉米地装玉米秸，刚出村，一个女生就追了上来。她显得神色慌张，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听见广播了吗？”“什么广播？”我问。“毛主席死……死了。”她说。她把“死”尽量说得含糊，但那神色又执拗地告诉我，是死了。我说：“广播错了吧？”她说：“没错，是死了。”

我们俩互相看看，一刹那都觉出有些尴尬。我想，我们都是因为没有立刻抱头痛哭而尴尬。然而心是慌乱的，慌乱一阵后作出决定：只有改变行动不再去地里拉玉米秸，才能抵消这尴尬时刻。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都什么时候了。”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去拉玉米秸。再说当时我那行动的改变并非因为明确的理智，完全是感情的驱使。是感情支配着我，我不能再到地里去，应该掉回头，去点上做些和这个时刻相称的事。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觉得我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一切都变得空旷起来。我愿意把那个时刻想成“眼泪往肚里流”，我以为我应该把自己想成这样，凭了我对领袖的崇敬和诚实。

晚上我们做起花圈。男生们从很远的地方采来柏树枝，我们全体知青不分男女坐在一起，把柏枝和白花绑在秫秸扎成的框架上。谁都没有言语，不久都哭了起来。我也真的掉出了眼泪，虽仍不似同伴们那样汹涌，但已不再是流在肚里了。我以为这是借助了这柏枝的缘故，如同你看到杨贵儿子的黄脸，看到路边的一个死人枕头。也就是在这个有眼泪的时刻，我才记住了柏枝的清香和苦涩味。

至今当人们在谈论毛泽东这个巨人的种种失误时，我倒愿意抛开这些去回忆一下那柏树枝的清香和苦涩味。虽然从理性上我也知道，是他老人家的挥手才使我做了四年农民，才亲眼得见杨贵是怎样以他的权威和心计掠夺我们……但也正是有了我在生活中和杨贵的巧遇，才了解到四只肘子的价值。与此相反，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世故却并非只因你认识了四只肘子的价值。

素英遇见“庄客”

我不愿把那时的岁月形容成一个做作的岁月，做作的应是我们那种要岁月认可的心态。难道一切都是因了杨贵割走的那四只肘子，才使得我们学会了聪明？当我在了解农民、了解中国农村时，到底是谁俘获了谁？这像是一本永远没完没了的糊涂账。我庆幸我到底没有枉做四年农民，我毕竟是为以一个真实的自己去认识那些农民的真实而来的，因此在做作的背后就有了一个不曾做作的我。比如我在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武装自己时，也曾相信人间有鬼。

在一个初冬的早晨，素英请我到她家吃饺子。我刚进门她就一头栽到炕上不省人事了，接着便口吐白沫伴着浑身抽搐，牙齿紧咬着舌头。我被吓得呆立在炕前。素英的母亲，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娘却不慌不忙，她胸有成竹地对我说，这是遇到“庄客”了——素英昨天从坟地里走过。

庄客是鬼的一种，张岳这一带的人都知道庄客这东西。庄客平时潜伏在坟地里，你走过时趁你不备附上你的身，跟你回到家中取闹。他们的形象被人形容得可丑可美，出入甚大。

我说：“这该怎么办？”大娘说：“不着急，咱们把他赶走。”她一边说着一边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沓纸钱，划火柴点着，两条胳膊抡打着便唱起来，意思是请庄客把钱带走，宽恕素英。但庄客一时不走，他还在折磨着素英，素英已将自己的舌头咬出了血，血沫在四周喷溅着。于是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也许大娘懂得庄客的活动规律，她指示我赶快上炕将窗扇打开。我按照她的指示连忙跳上炕打开窗扇，并学着她的样子张开手臂在屋内轰赶着，深信那庄客就在屋里和我们周旋。大娘又烧了些纸钱，唱的调门更加高昂起来，我也加快速度轰赶。过了些时候，大娘看看素英，终于松了口气说：“走了，从窗户里走了。”素英得救了。我也停止轰赶回头看素英，她真的浑身松软下来，松了舌头，睁开双眼，也连忙说：“庄客走了，我得救了。”我抱起素英激动得失声痛哭起来，为我的女友得救而痛哭。

很久以后我想，素英患的也许是癫痫吧，癫痫病人在发作时大都抽搐着咬舌头，病重者犯起来可以致死。比如来华援助中国抗日的柯棣华大夫，就是因患癫痫而死。然而每每想起那时的情景，我从来没有讥嘲过大娘和我的愚昧，因为那时我是真实的。我只相信着，做着。

但人类并不由于有了相信着的真实就有了一切。你那么真实地相信着，这真实却偏偏正和你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来到人间的庄客不是每次都可以被轰走的吧。

然而人类的一切文明还是起源于相信着的真实，这样才有了一切学说，才有了金字塔和长城，才有了人原本是可以不随地吐痰的设想，才有了新中国，才有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才有了知识青年的回城。

一九七九年初春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辆马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离开了张岳，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临走时，领导过我们的那些领导都已更换，人们说他们都是“四人帮”的爪牙。我去看望被关进牲口棚的主管知青的支委进钢大伯，想着“时过境迁”这句俗话。那时为了我们，他用的“活办法”从来都是细致入微：冬天我们潮湿的屋子里很快就能生起奢侈的煤火，连每屋配备一把新壶他都想到了。而当他生病，我们给他送去红烧带鱼罐头之类时，他却要他的小孙子将东西退回供销社，把钱又还给我们。现在他扒住窗棂对我说：“走你们的吧，别惦记我，我没事儿。政策是死的，办法是活的。”

我坚信这句话做起来的艰难，也坚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因此每当我听见、看见关于新时期生动、活泼的农村政策在哪个地方开花结果时，便想起张岳和领导过我们的那些把“死政策”变成“活办法”的大队干部们。辛兴大队——在全国都享有很高声誉的、以办乡镇企业出名的河北蠡县辛兴大队，离张岳村才几十华里，我总仿佛看见进钢大伯正在和什么人签署着什么文件、合同，装卸着什么货物，于是又记起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一首名叫《遗产》的诗：

从古代到中世纪，

从全部历史，

一列列

满载错误的列车，

纷纷而至。

战术与战略错误，

政治错误，

各种荒谬的言论

和愚蠢的行为，

细小的疏忽

或根本性的错误，

沿着每一条铁路运来，

不分白天和黑夜，

直至扳道工精疲力竭……

而我们，这些幸运的继承者，

只能忙着卸车，

并且签署收据。

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但我惟独不愿轻信我们只有装卸错误和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