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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下歌（第2页）

项羽英雄末路，备感凄凉，“虞兮”之叹，见出性情。后来《水浒》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夜奔，走投无路，逼上梁山，也是英雄末路。

历史的诡谲就在这里，如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造化有情，赋予英雄人物天赋，搭建创造历史的舞台；造化又太无情，往往赋予英雄人物以失败的命运。

天是神秘的，人是渺小的。即使是西楚霸王这样不世出的英雄，也经不起天的轻微一击。天意高难问，大约英雄末路，没有不归咎于天的。项羽将死的时候，将失败归咎于天意：“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普遍规律。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把农民陈胜列为诸侯，把失败的项羽列在专写皇帝的本纪中，并且是汉代第一篇文字：“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

唐代诗人、兵家杜牧叹惜项羽不肯过江：“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

南宋李清照亲历南渡，亲睹朝廷的无能：“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肯定项羽是失败的英雄，不是惋惜，而是同情认可。

李清照和杜牧从正反两方面欣赏项羽不肯逃生这一点，都是隔代知音。项羽英雄末路之死值矣！

四

战国末年，燕太子丹聘请侠客荆轲刺秦。这是存燕国复六国的大事，站在燕国的立场上，是爱国的行为。

荆轲想等好友来了一起入秦，没有马上启程。太子丹怀疑荆轲胆怯改变主意，屡次催促。荆轲于是启程，但是知道没有好友的相助，刺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士为知己者死，可是太子丹没有真知自己，这是人生最大的恨事。

太子丹及高渐离等穿着白色丧服，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刺秦王，自然以失败告终。司马迁向董仲舒请教过故事的经过，董仲舒曾亲听当时在场用药囊投击荆轲的夏无且详细讲述整个事件的经过。

荆轲义无反顾，千古读来，如见其人，如见其肝胆。项羽和荆轲都是失败的英雄。项羽坦率、天真、不用心计；刘邦面对父亲被杀死的威胁还要分一杯羹，逃难时为了减轻负担数次把女儿推下车。

明知不可而为之，是荆轲的悲哀。知其不可而为之，亦是诸葛亮的悲哀。三国时期，有人劝不可伐魏，诸葛亮不听。在荆轲是爱国，在诸葛亮亦是爱国。

孔子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子咏叹《何草不黄》，“甚矣，吾衰矣，不复梦见周公”，正是不顾肉体疲累，追求理想境界的努力，知其不可而为之，实开千古英雄末路之悲的先河。每个伟大的心灵都有一点孔子的因子：知其不可而为之。

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是在肉体与精神的冲突下才得以凸显的。如果按照肉体原则和生物本能的要求，逃亡是合情合理的。元好问的“天南地北双飞客”，大雁触地而死，是本能，而不是自杀。

黑格尔说：“动物不能使自己成为残废，也不能自杀，只有人才能这样做。”人有动物性和人性，即自然律和道德律。只有人才能作出超越生命本能和生命极限约束的选择和决定。

由于动物只是受自然律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对动物而言不存在善恶问题，它不可能充当道德责任的主体。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着两可性，在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作出选择的可能性空间。

正是这种可违反性，映现出遵循者的可贵。因为只有人才面临着两可性，即在一生中都不可能逃避究竟是拯救还是沉沦的抉择。这是人所特有的处境。

苏格拉底被关在监狱里，他的学生柏拉图等试图帮助他逃走，他拒绝了，选择了慷慨赴死。项羽不肯过江，明明有船，不肯过去，此岸即是彼岸。杀身成仁。苏格拉底做到了，项羽和荆轲也做到了。

梁启超说：“到秦汉之交，却有两首千古不靡的乐歌，其一，荆轲的《易水歌》，其二，项羽的《垓下歌》。”（《中国美文史稿》）

秦汉之交流行的是楚歌体。荆轲、项羽脱口而出的《易水歌》、《垓下歌》都是楚歌体，是万古长青、永不凋谢的英雄末路之花，其中的深情千年万载打动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