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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一些题外话（第1页）

§《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我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年的7月26日。很遗憾，开工的日期我忘了写了。但我是记得的，那时候很冷。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因为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地好，都条件反射了。说句俏皮话，我一冷就“有才”。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选择在1月或者2月开工。这个不会错的。如此说来，《平原》的开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2001年，孩子已经五岁了，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我在过去的访谈里交代过，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孤儿。他的来历至今是一个黑洞。这里头有时光的缘故，也有政治的缘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个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我不姓“毕”，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亲姓过一段时间的“陆”，四九之后，他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毕”，就这么的，我也姓了毕。——我这个“姓毕的”怎么会有祖坟呢，我这个“姓毕的”哪里会有上坟的机会呢。

说完了这一切我终于可以说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并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我太太是两岁半丧的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苏。这个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当时还不知道，“丧父”这件事从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结终，相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机缘出现之前，你其实“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这不是我们麻木，也不是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人物关系。我对“人物关系”这个日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我记不得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平原》的了，但是，在山东。这一点确凿无疑。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以为我狂。我有什么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作命运给我的特殊馈赠。

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在《平原》发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访问和演讲大多围绕着“世态人情”，我的许多谈话都是从这里展开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认为我不尊重文学的“想象力”。扯什么淡呢，没有想象力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愿意信口雌黄，开口闭口都是永远正确的空头理论。——他的言谈往往会伴随着他的实践，写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他的言论会有不同的侧重，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复复地唠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执意要问，你写《平原》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写作的时候脑子并不那么清晰，这是我喜爱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状态。但我会悬置一些念头。这些悬置的念头是牧羊犬，它领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没有方向。每一头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总体上又能够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则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经说了第一条了，为了表达的清晰度，我愿意再把两条牧羊犬牵出来，让它们叫两声。

一、人物关系

还是用“国货”来做例子吧。如果我们把《三国》《水浒》《红楼梦》放在一起，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人物关系：《三国》与《水浒》里的人物所构成的是“公共关系”，剑指家国天下与山河人民；而《红楼梦》里的人物所形成的则是“私人关系”，我愿意把私人关系说得更形象一点，叫作“屋檐下的关系”，这里有人生的符咒与密码，“我见过你的”。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向来有它的“潜规则”，一一公共关系的“格局”和“价值”大于屋檐下的关系。公共关系是宏伟的，诗史的，大气的，正统的，康庄的，屋檐下的关系呢，它充其量只是公共关系的一个“补充”。

可我信不过公共关系。保守一点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我信不过公共关系。说不上因为什么，我就是信不过。我一直缺少一种理论能力来充分地表达我的这种信不过。我不懂古玩，在高人的指点下，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概念，叫“包浆”。我想我终于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了。“包浆”在物体的最表层，它不是本质。可是，吊诡的是，行家们恰恰就是依靠这个表层来断定本质的，甚至于，这个表层才是本质。是真，还是假，行家们“一眼”就“有数”了。在我看来，相对于哲学，小说的对象就是表层，揭示本质那是哲学家的事。但是，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描绘的表象可以反映本质，直至抵达本质。

我喜欢屋檐下的人物关系。在屋檐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真货的“包浆”，印证出本原的质地。而到了公共关系里头，无论人物的“做工”有多好，他的“包浆”始终透露出仿品的痕迹，他的光泽不那么安宁，有“冒充”的吃力，有“冒充”的过犹不及。

当然，“包浆说”是我的一点浅见，上不了台面的。这和我的趣味有关，这和我的个人身世有关。我尊重热衷于公共关系的作品，事实上，我同样是“公共关系类”小说的热心读者。我只是对审美的“潜规则”不满意。——公共关系和屋檐下的关系是等值的；处理公共关系和处理屋檐下关系的美学意义是等值的。不等值的只是写作者的能力和格局。

《平原》里的事情大部分在屋檐的下面，我要面对是亲人与亲人。批评家张莉女士曾告诉我，多年之后，《平原》的读者根本不需要通过时代背景的交代就可以直接进入小说（大意）。这不是一句赞美的话，而是她阅读后的感受。这句话让我极度欣慰。

二、文化形态

说《平原》是很难避开《玉米》的。它们有先后和衔接的关系，它们拥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它们还有近似的美学追求，它们的语言类属一个系统。《平原》和《玉米》的叙述语气几乎一模一样，和《推拿》不同，与《青衣》迥异。

问题来了，既然《平原》和《玉米》那么相似，你还写个什么劲呢？你沿着《玉米》的调调，把《玉穗》《玉苗》《玉叶》一路写完了不就完了？

不是这样的。《平原》和《玉米》其实有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文化形态。

《玉米》梳理的是中国乡村“文革”的转折关头（林彪事件所发生的1971年）。这转折是“文革”内部的转折，中国不是变好了，而是更坏。“文革”正在细化，在渗入日常，在渗入婚丧嫁娶和柴米油盐。

可1976年的中国乡村是不一样的。这正是《平原》所渴望呈现的。在1976年的中国乡村，红色恐怖早已经松动了，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其实很疲软了。伴随着三次不同寻常的葬礼，一些常规的、古老的乡村情感和乡村人际业已呈现，古老而又愚昧的乡村文明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用我父亲的话说，人们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像解放前”了。那是乱世的景象。然而，这乱世太独特了。它不是兵荒马乱的那种乱。它很静，是死气沉沉的乱，了无生息。人们不再关注外部，即使替换了领袖，“上面”还想热闹，可人们的热情实在已经耗干了。没有人还真的相信什么。人们想起了“过日子”，不是生活，是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活一天是一天。

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没有类似的历史时刻，整整一个民族成了巨大的植物人。他失去了动作能力，内心在活动，凌乱，生动，是遥远的故往，像史前。奇怪的是，“家”的概念却在复活，人似乎又可以自私了。——我不想放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