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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一些题外话（第2页）

关于《平原》和《玉米》的区别，我还想补充一点，《玉米》在风格上是写实的，它的美学特征是现实的，然而，它一点都不“写实”。我的生活并没有为我提供“写实依据”，它是想象的。《平原》则不同，《平原》的落脚点在1976年。1976年，我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我很早就和中学生、知青们一起厮混。我实际上要比同年代的孩子早熟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原》里主人公端方、三丫、兴隆、佩全的生活和我同步，——《平原》是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它就是从我的现实人生里生长出来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顶端，分出了五个岔。

端方是《平原》的主人公，结构性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男一号”。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对所谓的“男一号”和“女一号”没什么兴趣。为了小说的结构，我们必须有“男一号”和“女一号”，但是，真正令我着迷的，反而是围绕在“一号”周边的那些配角。以我对小说的肤浅的认识，我觉得，小说的广度往往是由“一号”带来的，小说的深度则取决于“二号”“三号”和“四号”。而不是相反。

我甚至认为，“一号”其实是不用去“写”的，把周边的次要人物写好了，“一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在这里我想谈谈几个次要人物。

我想说的第一个人物是“老鱼叉”。“老鱼叉”是《平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我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抱歉，卖瓜了）。1949年之前，“老鱼叉”是一个革命者。许多时候，我们容易把革命者和理想主义者混同起来，而事实上，许多革命者是最没有理想、最没有定见、最动摇的那部分人。他们是被风吹走的人。他们革命，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阿Q正传》描写过革命者的革命，有一句话鲁迅说得特别地深刻：“于是一同去。”革命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于是”，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一同去”。

在中国的乡村，作为农民革命的胜利者，“革命者”和“胜利者”都为数甚众。但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农民的愚昧和善良”。这是一对古怪的文化组合，也是一对古怪的心理组合。中国农民的行动力大多是由这个梦幻般的组合提供能量的。这是一个值得许多作家和学者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可以说，愚昧和善良是中国农民的两面，它是动态的，哪一面会呈现出来，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通常，它们相伴而行。我不是一个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农民是全人类最缺少爱的庞大集体，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真正爱过中国的农民。

无论如何，描写“革命者”和“胜利者”是《平原》的分内事。在此我承认，“老鱼叉”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他住在“前地主”宽大的大瓦房里，那是他的战利品，他还成功地继承了“前地主”的一位小老婆。他的不幸在于，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停地自杀。因为他总是梦见“前地主”来找他。1974年，他成功了。他把自己吊死在了大瓦房的屋梁上。

理性一点说，在中国的乡村，“老鱼叉”没有普遍意义。他的内心和他的行为更没有普遍性。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见过“老鱼叉”的尸体。这具尸体并不恐怖，但是，围绕着这具尸体所散发出来的言论却阴森恐怖，“前地主”的鬼魂似乎一天也没有离散过。它在飘**。它是“变色猫”，白天是白猫，夜晚是黑猫。我愿意把“老鱼叉”的死看作“胜利者”的良心未泯，它是后来的后怕、后补的后悔，然而，上升不到反思与救赎的高度。因为“变色猫”游**的身影，我写“老鱼叉”的时候特别地胆怯，一到这个部分我就惶惶不可终日。眼睛尖的读者也许能够读得出来。

我想说的第二个人物是“混世魔王”。一个知青。我写这个人物是纠结的。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对知青有好感。我的家一直是知青俱乐部，我的许多小学老师就是知青，他们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我面对“混世魔王”的时候，我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如何面对知青？我决定把这个话题说得简洁一点。问题的关键是角度。我出生在乡村，是村子里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我个人和知青的关系如何，在看待知青这个问题上，我不可能选择“知青作家”的角度，相反，我的角度是村子里的，是农民的。这也许是我和知青作家最大的差异。我不拥有真理，但我拥有角度。我想我不能也不该偏离我的角度。即使有一天，未来证明了我的角度有问题，我也愿意把《平原》放在这里，成为未来这个话题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我最不想说和我不得不说的这个人是老顾。他是一个被遣送到乡村的“右派”。我写这个人不只是纠结，我简直就是和自己过意不去。——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被遣送到乡村的“右派”。

长期以来，无论是早起的“伤痕文学”，还是后来的“右派文学”，包括再后来的“反思文学”，在中国的当代小说当中，“右派”这个形象其实已经有了他的基本模式，概括起来说，——他是被侮辱的，也是被损害的，他在政治上代表了最终“正确”的那一方，他是早觉者，他是悲情的文化英雄。

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从小就认识许许多多的“右派”。当然了，他们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小右派”。在我的文学青年时代，我读过大量的“右派作家”和有关“右派”的小说，我的总体感觉是，我的前辈们偏于控诉了，或者说，偏于抒情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遗憾。现如今，“右派”作家年事已高，大部分都歇笔了。如果他们还在写，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右派”是集权的对抗者。“右派形象”也是文学作品当中集权的对抗者。他们是可敬的。我的问题是，当历史提供了反思机遇的时候，这里头该不该有豁免者？有没有人可以永久地屹立在绝对正确的那一方？我的回答是不。《平原》的反思包涵了“右派”，这并不容易。一方面有我能力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有我感情上的局限。在写老顾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是沉痛的。我至今都没有让我的父亲读《平原》，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我是回避了。——面对老顾，我从骨子里感受到一个小说家的艰难。许多时候，你明确地知道“该”往哪里写，但是，你下不去笔。这样的反复和犹豫会让你伤神不已。

《平原》的第一稿是33万字，最后出版的时候是25万。我在第三稿删掉了8万字。这8万字有一部分是关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时候，我不愿意《平原》呈现出“乡土小说”的风貌，它过于“优美”，有小资的恶俗，我果断地把它们删除了；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老顾。我要承认，我“跳出来”说了太多。这个部分我删掉的大概也有4万字。

为了预防自己反悔，把删除的部分再贴上去，我没有保留删除掉的那8万字。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是让我最为后悔的一件事。我的直觉是，有关老顾的那4万字，我这辈子可能再也写不出来了，那个语境不存在了。借助于老顾，我对马克思《巴黎手稿》有很长很长的“读后感”，我只记得我写得很亢奋，但是，《巴黎手稿》我基本上已经忘光了。没有受过良好哲学训练的人就这样，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读者，读也读了，忘就忘了。

我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异化”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朋友一定还记得，那个时代有过一次“异化问题”的社会大讨论。“异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费尔巴哈提出来的，他讨论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最终使人变成了“非人”。黑格尔接手了这个话题，他借助于“辩证法”——这个雷霆万钧的逻辑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的“异化”。马克思，作为一个是革命的鼓动家，在号召“全世界无产者”革命之前，他分析了“商品”，揭示了“剥削”；他同时也探索了“异化”，他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大机器生产”与“工人阶级”是“对立的统一”，这个“对立统一”的结果是人的“异化”——人变成了机器。

——我其实并没有能力讨论这样宏大的哲学问题。让我对“异化”问题产生兴趣的是我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阅读。一个小册子，白色封面，红色书名。作者是“高层”的一位“秀才”。他的论述是这样的：中国是农业社会，还没有进入马克思所谈及的“大机器生产”，所以，中国社会不存在“异化”问题。

读完这个小册子我非常生气，一个年轻的、读中文的大学生，他没有很好的哲学素养，他尚未深入地了解社会，他没有缜密的逻辑能力，可他不是白痴。你不能这样愚弄我。——这是什么逻辑？——这哪里还是讨论问题？这是权力借助于“理论”这粒伟哥在暴奸。

我写老顾，说到底，不是写“右派”，写的是“理论”或“信仰”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化”。

也许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第四个人物，三丫。我打算把这一段话献给今天的年轻人。三丫的悲剧来自于血统论。血统论，多么陌生的一个词啊。我想说的是，血统论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最起码，是最邪恶的事情之一。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一点题外话。很长时间以来，我的脑袋上一直有一顶不错的帽子，“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家”。这个评价是善意的，积极的。但是，在现实层面，它有意无意地遮盖了一些东西。我不会为此纠结，可我依然要说，我的文学世界委实要比几个女性形象开阔得多。

《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在现在为止，《平原》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我在平原上“一口气”奔跑了三年半，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当我追忆起《平原》的写作时，我几乎想不起具体的写作细节来了，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在我交稿之后，我有很长时间适应不了离开《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午，我端着茶杯来到了书房，坐下来，点烟，然后，把电脑打开了。啪啪啪，不停地点鼠标。我做那一切完全是下意识的，都自然了。文稿跳出来之后我愣了一下。这个感觉让我伤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顾茫茫。我只是叠加在椅子上的另一张椅子。我也“异化”了。我记得那个时间段里头正好有一位上海的记者采访我，她让我谈谈“写完后的感受”，我是这样告诉她的：“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上。”

老实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

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的心是静的。当我的心静到一定的程度，一些事情必然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的心依然是静的。那里头有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