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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0章 光影重生（第1页）

2018年4月28日，晚十点，《赤伶》上线第八天。壹心壹意总部数据监控中心，六块曲面屏上实时滚动着各平台数据。播放量曲线在第八天出现了一个小奇迹——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再次上扬，日增播放量突破两亿。杨天真站在屏幕前，黑眼圈浓重但眼神发亮：“沈总，人民日报今天第三次报道，教育部有领导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把《赤伶》纳入中小学音乐鉴赏课。”沈遂之坐在监控室角落的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沓纸质信件——是今天刚收到的戏迷来信。他看得很慢，每一封都要读两三遍。“戏曲协会那边呢？”他没抬头。“发了正式邀请函，想请您担任戏曲传承大使。”杨天真顿了顿，“还有三家卫视想做戏曲类综艺，报价都很高。”沈遂之终于抬头：“推了。”“都推？”“都推。”沈遂之站起身，走到窗边。北京的夜空被城市灯火染成暗红，看不见星星，“我做《赤伶》不是为了上综艺。”监控室的门被推开，热巴走了进来。她刚从上海飞回来，身上还带着机场的疲惫，但妆容精致，西装外套搭在臂弯，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数据我看了。”她放下包，走到沈遂之身边，“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好到什么程度？”沈遂之问。热巴接过杨天真递来的平板，快速滑动：“全平台播放量十二亿，是今年所有单曲最高。翻唱版本超过三千个，从专业歌手到普通网友。戏曲相关搜索量增长百分之四百……”她抬起头，目光直视沈遂之：“但这只是开始。”沈遂之看着她：“什么意思？”“一首歌的热度，最多持续一个月。”热巴放下平板，“一个月后，会有新的热点，新的神曲。到时候，《赤伶》会成为歌单里的一首歌，裴晏之会成为百度百科里的一个词条，戏迷的感动会成为朋友圈里的一条回忆——然后，被遗忘。”监控室安静下来，只有服务器运行的嗡鸣声。“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沈遂之问。热巴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一个词：传播生命周期“任何文化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她在词周围画圈，“歌，一个月。电视剧，三个月。电影，半年到一年。而真正能留下印记的——”她在最外层写：文化符号“是成为文化符号。”热巴转身，“《梁祝》成为文化符号，不是靠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靠几十年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芭蕾舞剧，无数次的重新演绎和诠释。《霸王别姬》成为文化符号，是因为电影，是因为张国荣，是因为它被写进教科书，被放进电影史。”她走到沈遂之面前：“《赤伶》现在是一颗种子，发了芽，开了花。但如果想长成树，想活几十年、上百年，想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它需要更深厚的土壤。”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这个18岁起就跟在他身边的女孩，这个曾经在深夜为他整理剧本、泡咖啡、听他讲戏曲故事的助理，这个后来成为他商业对手、在董事会和他针锋相对的女人——此刻站在他面前，用最冷静的商业分析，说着最理想主义的话。“你想怎么做？”他问。热巴深吸一口气：“影视化。把《赤伶》拍成电影。”凌晨一点，会议室。沈遂之、热巴、刘亦菲三个人坐在长桌的三端，像某种微妙的三足鼎立。桌上摊着数据报告、戏迷来信、媒体评论，还有热巴连夜赶出来的《赤伶影视化可行性分析》——足足三十页。刘亦菲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但眼神清明。她拿起分析报告快速翻阅，越看神色越凝重。“你想做电影，”她看向热巴，“不是商业片，是冲奖的文艺片。”“对。”热巴点头，“商业片能赚钱，但改变不了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一部能进电影史，能进教科书，能在国际电影节上代表中国发声的电影。”沈遂之沉默地翻着报告。热巴把一切都想到了——预算分析、团队搭建、拍摄周期、宣发策略、甚至……风险评估。“你知道这种电影的风险吗？”他问。“知道。”热巴说，“不赚钱，可能赔钱。在国内可能被骂‘太文艺’，在国外可能被说‘太中国’。导演难找，演员难选，拍摄周期长，回本周期更长。”“那为什么还要做？”“因为值得。”热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沈遂之，你唱《赤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没忘本。那现在，我们有机会让这个‘本’，被更多人看见，被更久地记住——为什么不做？”刘亦菲放下报告，开口了：“我在好莱坞这几年，最深的感触就是——美国人用电影输出价值观。他们拍《拯救大兵瑞恩》，全世界都相信美国大兵有牺牲精神。他们拍《阿甘正传》，全世界都相信美国梦。而我们呢？”，！她看向沈遂之：“我们拍《长城》，想输出中国文化，结果拍成了四不像。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想让人看懂了，太想迎合了，结果丢了自己的魂。”她顿了顿：“《赤伶》的魂是什么？是裴晏之，是一个中国戏子在乱世中的风骨。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精神脊梁。这种电影，不需要迎合，只需要真诚地拍出来——拍给中国人看，拍给全世界看。”沈遂之闭上眼睛。他想起了师父。那个在破败剧团里教了他多年戏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小沈，戏比天大，但天底下，已经没人看戏了。”如果师父在，会怎么说？会让他把裴晏之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吗？会让他把戏曲的美，展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吗？“导演呢？”沈遂之睁开眼睛，“这种电影，对导演要求太高。要懂戏曲，要懂美学，要懂怎么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平衡，还要……有足够的江湖地位，能镇得住场子。”热巴和刘亦菲对视一眼。“有人选吗？”沈遂之问。热巴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中国目前所有一线导演，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详细的分析：擅长的题材、近年作品口碑、与资本的关系、个人风格……沈遂之一个个看过去。陈凯歌——太文人，太重意境，可能拍得太飘。冯小刚——太市井，太现实，少了戏曲的浪漫。姜文——个人风格太强，可能会把《赤伶》拍成《让子弹飞》戏曲版。王小帅、贾樟柯——太文艺，可能曲高和寡。新生代导演——镇不住场，资方不买账。看了一圈，他抬起头：“都不合适。”“还有一个。”热巴说。她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只有一个名字，用红笔圈了出来：张艺谋2018年4月的张艺谋，正坐在怀柔影视基地的办公室里，对着一份合同发呆。这是乐视影业送来的新项目——《长城2》的意向书。片酬很诱人，八千万，加上全球票房分成。但他知道，拍了，就是继续走《长城》的老路——被骂向好莱坞妥协，被批丢了中国特色。窗外的怀柔下着细雨，远处的摄影棚在雨雾中像巨大的灰色积木。他想起1995年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春天，他和巩俐、李保田在苏州的园林里，为了一个镜头的光影能磨一整天。那时他四十五岁，眼里有火，心里有梦。现在他六十八岁，眼里的火还在，但被现实的雨水浇得忽明忽暗。助理敲门进来，端着茶：“张导，乐视那边又来电话了。”“说什么？”“说《长城2》的投资方很看好，如果能原班人马，预算可以再加。”张艺谋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还有……”助理犹豫了一下，“新画面的张总也来电话了。”张艺谋的手一顿。张伟平。合作了十三年的制片人，最后因为《金陵十三钗》的分账闹翻，对簿公堂，成了仇人。三年没联系了。“他说什么？”“他说……听说您在乐视不顺，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忙牵线回新画面。”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回去？回哪里去？新画面已经不是当年的新画面，张伟平也不是当年的张伟平。他们之间的裂痕，比《长城》的口碑还难修复。“推了。”他说，“都推了。”助理离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雨声。张艺谋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他的导演手记，从1987年拍《红高粱》开始记的。他翻到1994年，《活着》获戛纳评审团大奖那页。照片里，年轻的他和葛优、巩俐在戛纳海滩上大笑，手里举着奖杯，背后是地中海湛蓝的天。那时他说：“电影要拍人的命运，拍时代的呼吸，拍那些在历史夹缝中依然活着的人。”现在呢？他拍了《英雄》，拍了《十面埋伏》，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拍了《长城》——一部比一部投资大，一部比一部场面宏，但也一部比一部……离“人的命运”远。手机震动，是女儿发来的微信：“爸，我听了《赤伶》，哭了。您听听，这才是中国该有的声音。”张艺谋点开链接。前奏是简单的琵琶和笛子，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不是专业歌手那种圆滑的嗓音，有点粗糙，有点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要把心掏出来。“戏一折水袖起落唱悲欢唱离合无关我……”他闭上眼睛听。听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他的手微微颤抖。听到“也曾问青黄也曾铿锵唱兴亡”时，眼角湿了。听完，他坐在黑暗里，很久没动。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像某种古老的节奏。，！他想起2002年拍《英雄》时，去敦煌看实景。在莫高窟，一个老画师对他说：“张导，你们拍电影，和我们画壁画一样——都是在石头上种花。花会谢，石头会风化，但种花的人，要相信花会再开。”那时他不完全懂。现在，六十八岁，困在乐视的泥潭里，听着《赤伶》，他突然懂了。石头上的花谢了，可以再种。但种花的人，不能忘了怎么种。同一时间，北京沈遂之别墅。沈遂之站在落地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关于张艺谋的详细资料——是热巴让申迪的情报部门连夜整理的，从艺术风格到财务状况，从人际关系到近期动向，事无巨细。“张艺谋离开新画面后，和乐视签了三年五部戏的合约。”热巴坐在沙发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现在已经过了两年，拍了《长城》和《影》，还有三部戏的约。但乐视现在的情况……能不能支撑他拍完都成问题。”刘亦菲泡了茶端过来：“我听说好莱坞那边，传奇影业对《长城》的票房很不满意，可能不会继续合作。”沈遂之转身，资料在手里轻轻拍打：“所以他现在是——前有狼（乐视的烂摊子），后有虎（好莱坞的压力），进退两难。”“正是最好的时机。”热巴合上电脑，“艺术家在困境中最容易被打动，也最容易……做出改变。”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你连这个都算计到了？”“不算计，怎么做商业？”热巴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有疲惫，“但这不只是算计。张艺谋确实是目前最适合拍《赤伶》的导演——他懂中国传统美学，懂怎么用镜头讲故事，懂怎么在国际上拿奖。最重要的是……”她顿了顿：“他需要一部作品，证明自己还是那个能拍出《活着》《红高粱》的张艺谋。而我们需要一个导演，把《赤伶》拍成能流传下去的电影。这是双赢。”沈遂之走回沙发坐下，端起茶杯。茶是刘亦菲泡的，温度刚好，茶汤清亮。“但怎么打动他？”他问，“用钱？张艺谋不缺钱。用名？他已经是中国最着名的导演。”“用戏。”刘亦菲轻声说。两个男人都看向她。“张导是爱戏的人。”刘亦菲说，“我十六岁拍《天龙八部》时，去《十面埋伏》片场探班，看见他在教章子怡甩水袖。一个镜头拍了三十七遍，就为了袖子甩起来的弧度够不够美。那时我就想，这个导演，心里有对美的偏执。”她看向沈遂之：“如果你能用戏打动他，用裴晏之的故事打动他，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打动他——他一定会接。”沈遂之沉默了很久。茶凉了，他也没喝一口。窗外，北京的后半夜，城市依然灯火通明。那些光里有无数个故事——成功的，失败的，正在发生的，已经结束的。他的故事，从东北一个小剧团开始，一路走到这里。现在，他要往回走。不是倒退，是回归。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用最原始的方式，讲一个最中国的故事。“约他。”沈遂之最终说，“用最传统的方式——写信。我手写。不用公司名义，用我个人的名义。不说商业，只说戏。”热巴点头：“信里写什么？”沈遂之走到书桌前，铺开宣纸，研墨——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重要的事，都用毛笔写。他提笔，蘸墨，悬腕。第一行：“张艺谋导演台鉴：晚辈沈遂之，东北戏班出身，蹉跎二十年，近日重拾旧艺，作《赤伶》一曲。然曲终人散，终觉不足。裴晏之之故事，戏曲之精魂，‘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精神，当以光影载之，方可不朽。闻导演困于时局，犹记昔年《红高粱》之烈，《活着》之悲，《英雄》之美。今有一戏，愿奉于前——非为商业，非为名利，只为戏。若蒙不弃，愿当面呈。后学沈遂之顿首”写罢，他放下笔，看着未干的墨迹。热巴走过来，看着信，忽然说：“你写‘困于时局’，不怕得罪他？”“艺术家最怕的不是困局，是没人懂他的困局。”沈遂之说，“我懂，所以我要说出来。”刘亦菲拿起信，轻轻吹干墨迹：“我陪你一起去送。”“不。”沈遂之说，“我一个人去。这是戏班子的规矩——拜师学艺，要一个人，诚心诚意。”三天后，怀柔，雨还在下。沈遂之一个人开车来的，没带助理，没带司机。车是普通的黑色suv，停在影视基地门口时，保安都没认出来。他穿着简单的黑色夹克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那封信，还有一盘磁带，是师父留给他最后一场《赤伶》的现场录音。张艺谋的助理在门口等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眼神谨慎：“沈总，张导在办公室等您。但他今天心情不太好，乐视那边又来了人。”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来干什么？”“催《长城2》的合同。”助理压低声音，“张导已经推了三次了。”沈遂之点点头，跟着助理往里走。影视基地很大，雨后的小路湿漉漉的，两旁是仿古建筑和现代摄影棚的混合体。路过一个棚时，沈遂之听见里面传来唱戏的声音——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段子。他停下脚步。“那是《影》的拍摄棚，还在补镜头。”助理说，“邓超和孙俪在里面。”沈遂之听了会儿，摇摇头：“唱得不对。虞姬自刎前的那个眼神，不是绝望，是解脱。她终于可以永远和霸王在一起了。”助理愣住了：“沈总懂戏？”“四岁学戏，童子功出身。”沈遂之说，“后来丢了，现在想捡回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助理敲门：“张导，沈总来了。”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进。”沈遂之推门进去。办公室比想象中简朴——一张大书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红高粱》《活着》《英雄》的海报，还有一张他和巩俐、葛优在戛纳的合影。书桌上摊着剧本、分镜稿，还有一杯已经冷掉的茶。张艺谋坐在书桌后，没起身，只是抬眼看着沈遂之。他比照片上老，白发更多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但眼神依然锐利，像能看穿人心。“沈总。”他开口，声音沙哑，“坐。”沈遂之在对面坐下，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两人都没说话，空气有些凝滞。窗外的雨声渐大，敲打着玻璃。“信我看了。”张艺谋终于开口，从抽屉里拿出沈遂之写的那封信，展开，“‘困于时局’——沈总说话很直接。”“对戏，不敢不诚。”沈遂之说。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那沈总说说，我困于什么时局？”沈遂之直视他的眼睛：“困于商业和艺术的夹缝，困于过去荣光和现实压力的撕扯，困于……想拍好电影，却不得不拍赚钱电影的无奈。”话说得很重。助理在旁边脸色都变了。但张艺谋没生气，只是看着他：“那沈总给我指条明路？”“路要自己走。”沈遂之说，“但我可以给您一个理由——一个重新拍‘好电影’的理由。”他从牛皮纸袋里拿出那盘磁带，放在桌上。“这是我16岁时，在东北一个小剧团最后一场《赤伶》的现场录音。台下七个观众，平均年龄六十五岁。”又拿出一个u盘：“这是二十年后，我和热巴、刘亦菲在地下室重录的《赤伶》。播放量十二亿。”最后，拿出一沓手写稿：“这是我想拍的《赤伶》电影剧本——不是商业片，不是献礼片，就是一部关于戏子，关于传承，关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电影。”他站起身，深深鞠躬：“张导，我恳请您，看看这个本子。听听这盘磁带。然后告诉我——这样的电影，值不值得拍？”张艺谋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三十四岁，正是最风光的时候，却对他这个过气导演鞠躬，说“恳请”。他想起1987年，他拍《红高粱》时，去电影局求批文，也是这样深深鞠躬，说：“领导，这部电影，一定要拍。”三十一年过去了。鞠躬的人，变成了别人。但那份“一定要拍”的执拗，一模一样。“磁带……”张艺谋开口，声音有些哑，“能放吗？”沈遂之点头。张艺谋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老式录音机——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款式，外壳都磨白了。他接过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沙沙的噪音后，年轻沈遂之的声音响起。简陋的录音效果，简陋的伴奏，但那个声音里的赤诚，穿过二十年的时光，击中了六十八岁的张艺谋。听到一半，他按了暂停。办公室安静得能听见雨声。“剧本我留下。”张艺谋说，“三天后，我给你答复。”“好。”沈遂之起身，“那我先告辞。”走到门口时，张艺谋叫住他：“沈遂之。”沈遂之回头。“如果……”张艺谋顿了顿，“如果我接了，你会演裴晏之吗？”“会。”沈遂之说，“我会重新拾起戏，到能演为止。”张艺谋点点头，没再说话。沈遂之走出办公室，走在雨中的影视基地。雨打在他的脸上，凉丝丝的。他不知道张艺谋会不会接。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用最诚的心，递最真的本，等一个可能不会来的答复。就像裴晏之站在空荡荡的戏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依然要唱完那出戏。因为戏比天大。因为有些事，明知可能不成，也要做。走到停车场时，手机震动。是热巴发来的微信：“怎么样？”沈遂之回复：“等三天。”坐进车里，他没立刻发动，只是看着窗外的雨。雨中的怀柔影视基地，像一座巨大的迷宫。而他，刚刚在迷宫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三天后，会发芽吗？他不知道。但他会等。等一个导演的答复。等一场戏的开始。等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在光影中重生。：（）来自中国的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