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太阳就毒辣辣地晒下来。摹形司地下的匠作间倒还阴凉,但空气里那股药味更浓了,闷在里头,闻久了让人头晕。张砚从五月底开始,就觉得“玄黄一号”有些不对劲。说不上具体哪里不对。它还是按时起床,按时看书,按时接受测试,对答如流,举止得体。但张砚总觉得,那双眼睛里,多了些东西。不是预设的悲情,不是设计的忧郁,是另一种更隐晦、更锐利的东西——像在观察,在计算,在等待。吴良也察觉了。六月初三那天,他私下对张砚说:“最近跟它接触,有什么异常吗?”张砚想了想:“没有明显异常。就是……就是觉得它太‘静’了。以前还会主动说几句话,问些问题,最近很少了。”吴良沉吟:“药量减了之后,自主意识会增强。这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任务就行。”但张砚觉得,不是“增强”那么简单。是某种质变。六月初八,发生了一件事。那天下午,张砚照例在“适应房”陪“玄黄一号”。窗外又下起雨,哗啦啦的,打在窗棂上。屋里光线很暗,点了盏油灯。“玄黄一号”在看书,是《史记·项羽本纪》。看到垓下之围那段时,它忽然放下书,抬头看向张砚。“张先生,”它问,“您说,项羽该不该过江东?”张砚一愣。这个问题,不在预设范围内。他谨慎地回答:“历史已成定局,后人评说而已。”“可如果项羽过了江东,历史会不会不一样?”它追问,眼神很认真。“也许吧。但历史没有如果。”“玄黄一号”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如果……如果甲申年,崇祯皇帝南迁了,历史会不会不一样?”这话问得危险。张砚心里一紧,面上尽量平静:“这是假设,不好说。”“可人活着,不就是在做选择吗?”“玄黄一号”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选对了,活;选错了,死。或者……生不如死。”它顿了顿,看向窗外雨幕:“张先生,您说,我这一生,有多少选择是自己做的?”张砚答不上来。它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设计好的。哪有什么选择?“玄黄一号”似乎也不需要他回答。它转回头,继续看书,但张砚注意到,它翻页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那天张砚在记录里详细记下了这次对话。吴良看了,眉头皱起来。“它开始思考‘选择’和‘命运’了。”吴良说,“这是自我意识深化的表现。要注意引导,不能让它往消极的方向想。”“怎么引导?”张砚问。“强化‘责任’和‘使命’。”吴良说,“让它觉得,它的命运虽然悲剧,但有意义。是为‘故国’,为‘气节’,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而牺牲。这样,它才能坦然接受结局。”张砚明白了。这是要给它的死亡,赋予意义。让它觉得,死得有价值。可这种“意义”,不也是被灌输的吗?六月中旬,“玄黄一号”开始出现一些更细微的变化。它会自己调整作息。原本设定的起床时间是卯时三刻,但它常常提前半个时辰就醒了,在屋里慢慢踱步,或者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天色一点点亮起来。它会挑剔饮食。原本的药膳,它吃了几口就放下,说“没滋味”。吴良让厨子调整配方,加了点盐和香料,它才勉强吃下去。最让张砚在意的是,它开始“回忆”一些没有被灌输过的细节。有天它说,记得小时候在宫里,有个姓贺的老太监,会做一种特别的糖人,用的是麦芽糖和芝麻,捏成各种小动物。张砚查了档案,朱慈焕的口供里,提到过“贺太监”,但没提糖人。这个细节,可能是它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零散信息在脑子里拼凑出来的。还有一次,它说梦见自己在一条很长的巷子里走,两边都是高墙,看不见头。巷子里有回声,像很多人在同时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这个梦,张砚觉得熟悉——他自己也做过类似的梦,在摹形司这些年,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梦到。难道是“玄黄一号”感应到了他的梦境?还是说,这种“被困”的焦虑,是这种环境下所有“囚徒”共有的?张砚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吴良看后,没说什么,只是让药房调整了“安神汤”的配方,加大了催眠成分。但效果似乎有限。六月廿五,“玄黄一号”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那天吴良在场,例行测试。问完预设问题后,“玄黄一号”忽然说:“吴先生,我想出去看看。”屋里静了一瞬。吴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恢复:“出去?去哪儿?”“就外面,院子里。”“玄黄一号”说,“我来了这么久,还没出过这间屋子。我想看看树,看看天,哪怕就一刻钟。”它的语气很平静,但眼神里有种不容拒绝的坚持。,!吴良想了想,点头:“好,明天上午,让张先生陪你出去走走。就一刻钟。”第二天上午,雨停了,阳光很好。张砚陪着“玄黄一号”走出“适应房”,来到院子里。这是它“醒”来后第一次真正接触外界。院子不大,四面都是高墙,墙头插着碎玻璃。正中是那棵半枯的老槐树,树下有个石凳。“玄黄一号”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感受脚下土地的质地。它走到槐树下,抬头看树。阳光透过稀疏的叶子,在它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树……多少年了?”它问。“不知道。”张砚说,“我进司时就在,二十多年了。”“它活得真久。”“玄黄一号”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看过多少人来了又走。”张砚不知该怎么接话。“玄黄一号”在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墙边,仰头看墙外的天空。天空很蓝,有几朵白云慢慢飘过。偶尔有鸟飞过,很快消失不见。它看了很久,久到张砚提醒:“时间快到了。”它转过身,看着张砚:“张先生,您说,墙外是什么样子?”“就是……普通的街巷,百姓人家。”“百姓……”它重复着,眼神有些飘忽,“他们每天做什么?想什么?会不会……会不会有时候想起前朝?”这话问得危险。张砚没回答。“玄黄一号”也没指望他回答。它最后看了一眼天空,转身往回走。进门前,它忽然停下,说:“张先生,谢谢您。”张砚一愣:“谢什么?”“谢您陪我。”“玄黄一号”说,“在这里,您是对我最……真实的人。”真实?张砚心里一刺。他哪里“真实”?他也在演,也在骗。但他没说出口。回到屋里,“玄黄一号”又恢复了平时的状态。看书,写字,偶尔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张砚觉得,这次外出,像在它心里种下了什么。某种……渴望。七月初,吴良开始准备“放生”计划。按照内务府的安排,“玄黄一号”将在七月中旬“逃”出北京,前往山东东昌府。那里有内应接应,安排它“偶遇”几个真正的反清遗民,取得信任后,再“不慎”暴露,被当地官府“抓获”。整个过程要自然,不能有破绽。所以需要“玄黄一号”配合——它要真的以为自己是在“逃亡”,是在“联络旧部”,是在为“复明”努力。这就需要更高明的操纵:既要让它有自主行动的空间,又要确保它不偏离预设轨道。吴良把计划的大致框架告诉了“玄黄一号”。说得很艺术:说朝廷已经注意到它,可能要对它不利;说外面有“自己人”接应,要带它去安全的地方;说这是“重振旗鼓”的机会。“玄黄一号”听得很认真。听完后,它问:“吴先生,您会跟我一起走吗?”吴良摇头:“我得留在这里,善后。你到了那边,会有人接应。”“那些人……可靠吗?”“可靠。都是多年潜伏的弟兄。”“玄黄一号”点点头,没再问。但张砚注意到,它眼神里有一丝疑虑。不是对计划的疑虑,是对吴良的疑虑。七月初十,最后一次全面测试。这次模拟的是逃亡路上的各种情境:遇到盘查怎么应对,遇到可疑人物怎么周旋,遇到危险怎么脱身。“玄黄一号”表现得几乎完美。那些预设的回答、动作、情绪,都恰到好处。测试结束后,吴良很满意:“可以了。三天后,按计划行动。”但就在那天晚上,出了意外。子时前后,张砚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值夜的杂役,脸色慌张。“张先生,吴先生让您快去匠作间!”张砚披衣赶去。匠作间里灯火通明,吴良和几个核心人员都在,脸色凝重。“出什么事了?”张砚问。吴良指了指“玄黄一号”平时躺的平台。平台上空着,人不见了。“它……跑了?”张砚一惊。“没跑远。”吴良说,“就在地下通道里被截住了。但它……它反抗了。”反抗?张砚愣住了。“玄黄一号”被设计得温顺、配合,怎么会反抗?“怎么回事?”他问。一个负责看守的技匠站出来,胳膊上缠着布,渗着血:“回张先生,亥时三刻,我例行巡查,发现它不在房里。顺着通道找,在通往药库的岔道口看见它。我叫它,它不应,反而加快速度。我追上去想拉住它,它……它回手给了我一刀。”“刀?哪来的刀?”“药库里的裁药刀,不知什么时候被它摸去了。”张砚心里一沉。“玄黄一号”会主动拿刀,还会伤人。这完全超出了预设。“人呢?”他问。“控制住了,在禁闭室。”吴良说,“打了镇静剂,现在睡了。但这事……得弄清楚。”禁闭室是匠作间最深处的一间小屋,四面石墙,只有一扇铁门。张砚跟着吴良进去时,“玄黄一号”躺在石床上,闭着眼,呼吸平稳,像睡着了。手腕脚腕都系着皮绳,固定在床架上。,!吴良俯身检查它的状态,又看了看它手上的伤——那是夺刀时留下的,一道不深的口子,已经包扎了。“为什么会这样?”吴良像是在问自己,“药量问题?还是催眠暗示出了纰漏?”张砚没说话。他想起这些天“玄黄一号”那些细微的变化,那些若有所思的眼神,那些关于“选择”和“自由”的问题。也许,不是技术问题,是它……“醒”得太彻底了。彻底到不想再当提线木偶。“计划要调整吗?”张砚问。吴良沉默了很久。“不能调整。内务府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时间、地点、人员都定了。临时变动,会出乱子。”“可它现在这样……”“加强控制。”吴良说,“加大药量,强化催眠。在它脑子里植入‘必须配合’的绝对指令。哪怕它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须执行命令。”张砚看着床上的人。那张平静的脸,此刻看起来有些陌生。他想,如果“玄黄一号”真的有自我意识,那这种强行控制,算不算另一种酷刑?但他没说出口。三天后,“玄黄一号”被从禁闭室放出来。药量和催眠都加强了,它看起来温顺了许多,眼神里的锐利不见了,又恢复了那种得体的平静。吴良重新测试了各种情境,它的反应都符合预期。似乎那晚的“反抗”,只是一次意外,一次程序错误。但张砚觉得,没那么简单。他注意到,“玄黄一号”偶尔会走神。比如测试时,吴良问一个问题,它会停顿一两秒才回答,像在思考,或者……在抵抗什么。还有,它看吴良的眼神,比以前更复杂。不是感激,不是依赖,是一种很深的、几乎隐藏不住的……审视。七月十五,出发的日子。凌晨,天还没亮,“玄黄一号”被悄悄带出摹形司,上了一辆密封的马车。车里除了它,只有一个扮作仆役的内应。吴良和张砚送到后门。“记住,”吴良最后叮嘱,“到了东昌,按计划行事。不要节外生枝。”“玄黄一号”点点头,没说话。它看了张砚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张砚觉得,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有告别,有悲哀,还有一丝……决绝?马车驶入黎明前的黑暗,很快不见了。吴良转身回司,张砚站在原地,看着马车消失的方向,很久没动。他忽然想起朱慈焕的话:“那些假的,比我更像‘朱三太子’。”现在,这个“更像”的,要出去演最后一幕了。而真的那个,还在怀旧轩里,慢慢腐烂。哪个更可悲?张砚不知道。七月底,山东的消息陆续传回。“玄黄一号”安全抵达东昌,按计划接触了那几个遗民。一开始很顺利,它悲情的身世、渊博的学识、坚定的“气节”,很快赢得了信任。那几个遗民甚至开始筹划,要以它为核心,联络各地旧部,筹划“大事”。但八月初,情况开始不对劲。东昌的内应报告说,“玄黄一号”在私下接触一些不在计划内的人——不是遗民,是当地一些有势力的乡绅、退职官员、甚至……绿营中的中下级军官。“它想干什么?”吴良接到报告时,眉头紧锁。“可能……想扩大影响?”张砚猜测。“扩大影响可以,但不能脱离控制。”吴良说,“那些乡绅、官员、军官,背景复杂,有的可能真是同情前明,有的可能是朝廷眼线,还有的……可能是想借机生事的投机者。它接触这些人,风险太大。”吴良立刻传令,让内应提醒“玄黄一号”,收敛行为,按原计划行事。但“玄黄一号”的回复,让吴良和张砚都愣住了。它说:“时机难得,当顺势而为。”顺势而为?顺什么势?造什么势?吴良脸色阴沉:“它开始自作主张了。”八月中旬,更坏的消息传来。“玄黄一号”在几次秘密聚会中,提出了一个计划:不是单纯的“反清复明”,是“联清制清”——利用清廷内部的矛盾(比如满汉之争、朝堂党争),联络不满现状的汉官汉将,先谋一隅之地,站稳脚跟,再图后举。这个计划,比单纯的“反清”更危险,因为它触及了清廷最敏感的神经:内部团结。而且,这个计划,“玄黄一号”没跟任何人商量,包括吴良安排的内应。是它自己“想”出来的。“它怎么会想到这些?”张砚问,“这些策略、权谋,不是灌输的内容。”“是它自己‘推导’出来的。”吴良说,语气里有种说不清的意味,“我们给了它知识,给了它记忆,给了它情感。它用这些材料,自己拼凑出了新的东西。就像……就像人学会了走路,就会想跑。”“那现在怎么办?”“收网。”吴良说,“不能再等了。立刻安排它‘暴露’,让官府抓人。再拖下去,它会脱离掌控。”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但收网,没那么容易。“玄黄一号”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它减少了公开活动,行踪更隐秘,接触的人也更谨慎。内应几次想制造“暴露”的机会,都被它巧妙地避开了。更麻烦的是,它开始反过来试探内应。有次内应暗示说,风声紧,要不要换个地方避避。“玄黄一号”看了他一眼,说:“你怕了?”内应忙说:“不是怕,是谨慎。”“谨慎是好。”“玄黄一号”说,“但太谨慎,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还有一次,内应说接到“上面”指示,要它暂时停止活动。“玄黄一号”问:“上面?哪个上面?”内应支吾:“就是……就是老吴他们。”“吴先生?”“玄黄一号”笑了笑,“他离这儿几百里,知道这边什么情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些话传回摹形司,吴良气得摔了茶杯。“它把自己当什么了?真以为自己是‘朱三太子’,能号令天下了?”吴良在屋里踱步,脸色铁青,“必须尽快控制住。不然……不然要出大事。”八月底,吴良亲自去了趟山东。他没告诉张砚具体怎么操作的,只说“用了些手段”。三天后回来,脸色更差了。“它发现了。”吴良对张砚说,“发现内应是咱们的人,发现整个‘逃亡’都是安排好的。现在它……它彻底失控了。”“那它……”“跑了。”吴良说,“临走前留了句话,说‘多谢栽培,后会有期’。”张砚倒吸一口凉气。“玄黄一号”跑了,带着它那些不该有的想法、不该有的能力,跑了。它会去哪儿?会做什么?“内务府知道了吗?”他问。“知道了。”吴良揉着眉心,“上面很震怒。命令必须抓回来,死活不论。”死活不论。张砚心里一寒。一个花了无数心血造出来的“完美产物”,现在成了必须清除的“祸患”。“那……怎么抓?”他问。“动用所有能用的力量。”吴良说,“山东、直隶、河南,各地的眼线、密探、绿营,都动起来。它再能藏,总得吃饭,总得睡觉,总得跟人接触。只要接触,就会留下痕迹。”九月初,追捕开始。但“玄黄一号”比想象中更难抓。它似乎很了解摹形司的运作方式,了解官府的侦查手段。它不断变换身份,今天扮行商,明天扮游医,后天扮游学的书生。行踪飘忽,难以捉摸。更可怕的是,它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九月中旬,河南归德府传来消息,说有个自称“朱先生”的人,在当地秘密结社,吸纳了不少对朝廷不满的读书人和小商人。结社的名字叫“兴汉会”,宗旨是“匡扶正道,振兴汉统”。这个“朱先生”,描述的外貌、谈吐,都像“玄黄一号”。吴良立刻派人去查。查回来的人说,“兴汉会”规模不大,但组织严密,成员忠诚度很高。那个“朱先生”很少公开露面,但每次出现,都能让会员热血沸腾。“它……它在模仿我们。”张砚看着报告,喃喃道。模仿摹形司的手段,模仿朝廷的控制术,去发展自己的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那目标,可能连它自己都不完全清楚。九月下旬,“玄黄一号”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它写了一篇檄文,题目叫《告天下汉人书》。没有直接提“反清复明”,通篇都在谈“华夷之辨”“正统之道”“民心所向”。文笔老辣,引经据典,煽动力极强。这篇檄文,在河南、山东的一些地下书坊悄悄印制,暗中流传。虽然很快被官府查禁,但影响已经扩散开了。内务府震怒,严令吴良必须在十月前解决此事。吴良压力巨大,几乎天天进宫,回来时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张砚在摹形司,每天整理各地传来的情报,看着“玄黄一号”的足迹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他心里有种荒诞感:他们造出了一个“怪物”,现在这个“怪物”要反过来吞噬他们了。十月初三,吴良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找到它的弱点。”他对张砚说,“再完美的产物,也有弱点。它的弱点是……它太‘真’了。真到会相信那些被灌输的‘责任’和‘使命’。真到会……有感情。”“感情?”张砚不解。“它在山东时,接触过一个女人。”吴良说,“是个寡妇,姓陈,开茶铺的。它在她那儿住过几天,扮成投亲的落第书生。那女人照顾过它,给它做过饭,缝过衣服。”张砚心里一动。这种细节,不是预设的。是它自己经历的。“你是说……”“那女人,可能是它唯一的‘人情’牵挂。”吴良说,“找到她,控制她,用它引出‘玄黄一号’。”张砚觉得这手段卑鄙。但他没说话。在摹形司,手段没有卑鄙不卑鄙,只有有效不有效。,!十月初十,那个女人被找到了。陈寡妇,三十岁,丈夫早亡,在山东东昌府城东开个小茶铺。人被秘密控制,关在当地衙门里。消息放出去:陈氏因“窝藏逆党”被捕,三日后问斩。这是一个饵,钓“玄黄一号”的饵。吴良在山东布置了天罗地网,就等它上钩。十月十五,消息传来:“玄黄一号”出现了。它没有直接去劫狱,而是用了更聪明的方法——它联络了当地几个有势力的乡绅,许以重利,让他们联名保释陈氏。同时散布谣言,说陈氏是被冤枉的,官府抓她是为了勒索钱财。这些手段,有效扰乱了官府的部署。最后陈氏被放了出来,但“玄黄一号”始终没有露面。它知道是陷阱,但还是在暗中活动,用自己的方式救人。“它……它真的有感情了。”张砚看着报告,心里五味杂陈。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工具,有了不该有的感情,做了不该做的事。这算“成功”还是“失败”?吴良不这么想。他看到了机会。“它会继续关注那个女人。”吴良说,“只要那个女人在,它就是放不下的。派人盯死陈氏,她周围的所有人,都要监控。‘玄黄一号’迟早会再接触她。”十月底,果然等到了。“玄黄一号”化装成一个卖货郎,在陈氏茶铺附近转悠。它很谨慎,没有直接进店,只是远远地看着。但它不知道,周围至少有二十双眼睛在盯着它。收网的时候到了。但就在官兵合围的前一刻,“玄黄一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它突然转身,钻进一条小巷。官兵追进去,巷子里七拐八绕,等追到尽头,人不见了。只在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是给吴良的:“吴先生,游戏才刚开始。后会有期。”字迹工整,从容不迫。吴良看到纸条时,脸都青了。“它在嘲笑我们。”他把纸条撕得粉碎,“一个赝品,一个工具,竟敢嘲笑造它的人!”张砚默默收拾碎纸片。他想,“玄黄一号”也许不是在嘲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它不再是被动的工具了,它有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游戏。而这场游戏,吴良,甚至内务府,可能都控制不了了。十一月初,北京下了第一场雪。摹形司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彻底枯死了。树干裂开巨大的口子,露出里面发黑的芯子。吴良让人砍了,锯成柴,堆在墙角。张砚看着那堆柴,想起春天时,“玄黄一号”在树下看天的样子。那时它刚“醒”,对一切都好奇,连阳光和树影都觉得新鲜。现在,树死了,它跑了。而他们这些造它的人,还在这个阴冷的院子里,收拾残局。吴良最近老得很快,鬓角全白了,背也佝偻了。内务府给他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必须在年底前解决“玄黄一号”,否则……否则怎样,吴良没说。但张砚能猜到。这天晚上,张砚在记录室整理最后的报告。窗外雪越下越大,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他想起“玄黄一号”最后那张纸条:“游戏才刚开始。”是啊,刚开始。一个有了自我意识的“产物”,一个懂得隐藏、懂得谋划、懂得利用人性的“怪物”,在广阔的天地里,会掀起怎样的风浪?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摹形司造的孽,开始反噬了。就像朱慈焕说的:“此术逆天,终遭天谴。”也许,这就是天谴的开始。张砚合上册子,吹灭油灯。黑暗里,只有雪落的声音,簌簌的,轻轻的,像无数细小的脚步声。在走近,在远去,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酝酿着新的风暴。而他,只能在这里,等着。等着看这场由他们亲手点燃的火,最终会烧成什么样子。:()世界名着异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