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城市的一个中产家庭,相比较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我的生活富足而又幸福。
这是从小到大,母亲就一直反复告诫我的事。
“人要学会知足常乐。”
她很用力地擦掉我脸上的米饭,眉宇间透出一种慊弃。
“比起非洲的那些地方,你能出生在这里,能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已经打败了很多人了。”
彼时的我还不太会走路,却学会了一边咽下米饭,一边神情严肃地点头,就好像我真的听懂了她的话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伪装,大概是我学会如何在那个名为家的环境里生存下去的第一门技术。
第二门,则是顺从。
家里隐藏着一个幽灵般的人。
他不常出现,也不常说话,甚至形象也不甚清晰,细细看去,像一头站起来的猪,身上游动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皮肉膻气,却在家这个地方富有特别的威严。
每次放学回家,母亲都要让我脱掉鞋子,坐在餐桌前,把餐具和椅子摆好。
她严厉地告诉我,要恭恭敬敬地给那个人倒水,叫那个人“爸爸”。
“我们这个小家,全靠你爸爸撑起来,他天天在外面上班,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她半蹲下身子,语重心长地摸摸我的头。
“你要好好读书,找到一个好工作,成为你爸爸的骄傲。”
“等到你以后结婚,生下可爱的孙子,把亲家服侍好照顾好,我的任务就圆满结束了。”
我低着头站在原地,盯着脚上的白色袜子,并未吭声。
她哼着歌儿站直了身体,继续做今天的晚餐。
厨房里的抽油烟机阵阵嗡鸣。
在学会叫“爸爸”后的一段日子里,家里的环境逐渐变得宽裕起来,家具一件一件都换成了新的,阳台上摆上了绿植,电视机变得越来越大,连空气似乎都变得比以往更洁净。
父亲也变得越来越忙碌。
时间一直到我十一岁那年,也就是我升上五年级的时候。
五年级,一般是孩子们青春期萌芽的关键期,也是老师们在家长会上反复强调的“分水岭”。
在网络和学校的渲染下,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和兴趣班,鼓吹“超前学习”、弯道超车,这也是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风潮之一。
在我升学这件事上,母亲压力很大,时时夜间失眠。
所以,我压力也很大。
真诚的说,那简直是我童年回忆里最敏感,也是最小心翼翼的一段时期——每次放学回到家,在书房里做作业时,母亲就会时不时走进来,观察我做作业的模样。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她挪了一把椅子过来,身上穿着那条绿色的真丝睡裙,端坐在我身后,盯着我写题目,眼睛鼓得比玻璃缸的金鱼还大。
我绞着手指,对着那道早已记不清原题的数学题发呆。
她突然凑了过来,指甲油鲜红的指尖戳着题目。
“这么简单的逻辑都想不通?”
我不敢抬头,只紧紧地盯着试卷上的黑字,仿佛那里面暗藏着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马上就能救我逃出这里。
她眉头紧锁,声音陡然拔高。
“笨死了,我怎么会生下你这样的小孩!别人家的小孩都会做,怎么就你不会做?你是猪脑子吗?”
听见声音,父亲也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
我缩在椅子上,肩膀微微颤抖,一不小心,眼泪滴落到书上。
母亲顿时勃然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