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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应对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第1页）

第一节应对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

几乎没有人怀疑印度和中国的相似性，从已故的中印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尼赫鲁到今天的两国学者们，都认为中印两国有太多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印度和中国一样，有着几千年的悠久文明史，在遥远的古代，印度发明了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首创了后来的阿拉伯数字中的“0”，他们对古印度的自豪不亚于中国对四大发明的自豪，证明其同样是智慧勤劳的民族；中国和印度在1840年前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在前两位，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后才被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英国等赶超，然后印度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一步一步地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先后独立，在经济上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又都在80年代前后开始经济改革，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两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同处亚洲，同属发展中国家，又被视作最有可能成长为未来赶超美国的经济大国。我们且将两国能否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以及是印度还是中国更在未来领先的争议搁置一边，因为未来尚存太多的变数，就像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无人能预料。我们关心的是如此相似的两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有哪些经验教训。

当今天印度领导人和大多数学者为经济转轨后经济快速增长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首先为印度经济自豪的是成功地解决了应对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印度当时的领导人甘地夫人和著名经济学者亚玛蒂亚·森都将这一成就作为印度成功的范例，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固然不易，但它不一定使所有人受益，而解决饥荒并保证国家不受粮食短缺威胁，将使贫民都受益，做到这一点在人口大国尤为重要。

所谓饥荒，是指一国粮食严重短缺导致一部分人口因饥饿而死亡的情况。在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中，信息、物品和人员可以自由地流动，因此无论人口小国还是人口大国，饥荒是可以避免的。假定是人口小国，只要这个国家有购买粮食的经济实力，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不会发生。即使是人口大国，由于饥荒的发生具有局部性和时限性，只要处于开放性经济，饥荒问题也是有可能避免的。

然而从一个人口大国的角度看，粮食安全则与饥荒不同，它实际上是马尔萨斯200多年前提出的世界食物与人口增长的关系问题，因为它排斥了从其他国家进口食物的可能性。而饥荒问题由于接受了进口食物的假设，只要是开放性经济，饥荒问题将可以成功解决。所以，粮食安全本质上是个生产问题，饥荒是个市场流通问题，两者在这里得以区分。当本国的粮食供给在大多数年份生产大于消费，有充足的库存，粮食问题不但长期得以解决，饥荒也从此避免，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在这里得到统一，当然其条件是开放性经济。

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当国内粮食不足时可以进口粮食应付饥荒，但要靠其他国家彻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如此庞大人口的食物又绝不可能。以2007年为例，世界粮食总产量约20亿吨，印度产量约2亿吨，中国约5亿吨，中印两国的粮食产量对世界影响极大，若印度或中国的粮食大幅减产，对世界将是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而当两国粮食的供给出现了严重不足时，世界其他地区通常无力填补人口大国出现的巨大粮食缺口。

因此，印度首先要在粮食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时解决饥荒问题；其次，既然粮食问题的解决有助于饥荒问题的解决，那么就提供了可以同时解决粮食和饥荒问题的可能性。印度的实践是20世纪80年代起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经济改革特别是经济转轨后不仅追求GDP的增长，而且一并解决了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

一、解决饥荒

在长达20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一直为饥荒所困扰，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夺走了200万～300万印度饥民的生命，这是因为解决广大人民的吃饭问题，在当时不为英国殖民者所重视。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没有再让饥荒发生。

（一）印度能克服饥荒的原因

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在独立后有效地解决了饥荒问题，有着比中国处理饥荒更好的记录。“即使发生了能导致饥荒的旱灾等自然灾害，也能通过及时的政府行为防止它的实际发生。”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局部地区曾发生过严重的饥荒，而印度在遭受农业严重歉收时却没有发生饥荒。为什么印度能防止饥荒发生呢?阿玛蒂亚·森认为是印度的议会民主制起了作用。"当选的政府无法忽视饥荒，因为饥荒是容易引起报纸、反对党和议会活动家们公开讨论的明显的不幸事件。"也就是说，饥荒是媒体关心的公开议题，是反对党攻击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有力武器，执政党把解决饥荒当作头等大事来做，于是饥荒很容易解决。

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中有两点是正确的，一是即将发生饥荒的信息公开得以传播，使全社会造成一种舆论的压力，为解决饥荒创造条件；二是政府或执政党的政府高度重视，并当国内库存无力解决的时候有足够的外汇进口粮食以解决饥荒。由于通常发生饥荒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因此一个国家的财力可以临时应付得了。印度1951年粮食歉收，印度政府进口了450万吨粮食供应给贫民，成功地避免了饥荒。

然而阿玛蒂亚·森关于印度的政治体制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更能处理饥荒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且不比较两国的民主制的不同，就克服饥荒的原因来看，只要信息、物品和人员可自由流动，就能保证信息的公开以及市场的人与物的流通，只要执政党政府重视饥荒问题，并有应付饥荒的财力，饥荒问题都能成功解决。中国在2008年遭受前所未有的灾害时，表现出的信息透明度和政府处理的能力，印证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不比印度的政治体制逊色，甚至更好。当然，阿玛蒂亚·森的这一观点也提醒我们，在中国不要重犯过去"左"的错误，即不搞取消“市场”的"一大二公"，不刮“浮夸风”。

（二）饥荒与市场的作为和不作为

既然饥荒问题是个市场流通问题，那么一个完善的市场至关重要。在完善的市场中，价格是供求的晴雨表，人员和物品能自由流动，市场会引导供求的平衡。但是市场的信号不一定总是准确的，加上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垄断经营也会破坏市场的均衡，此时市场的作为可能就是产生饥荒或加重饥荒的原因。阿玛蒂亚·森研究了印度1943年的大饥荒，"当时商人的误导性投机造成粮食价格飙升，随后又急剧下降到上升前的价格。无条件的赞同市场观点并不比赞同国家观点少出问题。”正是市场错误的信息导致饥荒的加重。

出现饥荒时市场还会出现不作为的现象。当肉类和肉类产品价格下降，市场规律会使畜牧场主大批屠杀牲畜，这种情况在饥荒时经常发生，市场使饥荒更为严重。阿玛蒂亚·森在谈到上述市场不作为时，引用亚·斯密的贸易收益论断：如果我们缺少购买肉类、啤酒和面包的钱，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对我们没有用处，抑制这种交易将是个主动性的错误，然后面包师等人向穷人提供食物也是个代价昂贵的错误。

所以，由于存在着上述市场的作为和不作为，在预防饥荒和克服饥荒时，完全依赖市场的力量显然是错误的。

（三）印度克服饥荒的经验小结

从印度有效地克服饥荒的经验看，印度的上述启示在这里可以作一小结：

1。一个开放性的完善的市场是克服饥荒的基础。在这一市场中信息自由流动，价格作为市场供求平衡的信号，媒体作为引起大众注意的警钟，严重供需不足时在全社会响起警报。在供给一时呈现短缺的时候，市场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缺口，人员通过流动逃离饥荒，因此形成市场经济是克服饥荒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局部地区发生饥荒，如果不是在发生灾情时仍封闭市场、对粮食和人员的流动实行严格限制，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市场，遭遇饥荒地区的人可以流动到其他粮食短缺稍好一点的地区，或粮食随价格机制浮动进入饥荒地区，饥荒的受灾程度可大大降低。

2。饥荒即将发生前或发生后，不能单纯地靠市场机制而应以国家辅助市场的机制来摆脱饥荒。当粮食当年歉收而国家又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时，就要动用财政资金进口粮食，解决粮食短缺。如果对可能出现粮食严重短缺不重视，灾情发生后又隐瞒不报，就会造成饥饿人口的死亡，此时的关键是信息透明，政府重视，只要国家财力允许或及时请求国际援助，饥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60年代那场饥荒发生的原因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浮夸，制造丰收的虚假信息，加之违反自然规律的瞎指挥，发生饥荒后又封闭消息，从而加重了饥荒的受灾程度。现今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具备了应付任何自然灾害的经验和能力。

针对市场出现前述的作为

和不作为，政府应该启动紧急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国家对买不起粮食的贫民予以优惠或补助显然是有效的措施。印度的做法是：预先对贫民的身份认定，在饥荒即将发生时对他们发给平价的粮食，使这些人度过饥荒。

3。政府在解决饥荒的过程中要防止腐败。印度政府在解决饥荒以及扶贫的过程中曾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印度的这部分平价粮有一半给了不应该给的人，因此在印度有人讽刺说有一半的平价粮被偷走了。这也提醒我们在处理救灾款时要有一套完备的监管资金和物资的机制。

二、粮食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