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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盒疑案1（第1页）

纸板盒疑案[1]

有些案件可以展示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卓尔不群的智慧，但我在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件时，总是煞费苦心地挑选那些最不会引起轰动效应却又能展示其聪明才智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要把轰动效应与犯罪案件彻底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案件的叙述者就处于两难境地，要么舍弃重要情节，让人觉得案件不真实，要么必须使用手边信手拈来而不是可以选择的材料。做了一番简短的说明之后，我就要开始叙述一系列古怪离奇而又令人恐惧的事件了。

那是8月里一个灼热的日子，贝克大街就像是烤箱，太阳照在街道对面黄色的砖墙上，刺得眼睛很难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冬天的浓雾中，同样是那些墙壁，却显得那般的昏暗阴沉。我们寓所的百叶窗半拉开着，福尔摩斯蜷缩着身子躺在沙发上，把早上邮差送过来的一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我自己——我在印度服过兵役[2]——练就的抗暑能力胜过抗寒，华氏九十度的温度算不了什么。但是，晨报上的内容毫无新意。议会已经休会[3]，大家都离开伦敦了，而我也热切地想到新森林[4]的空地或者南海[5]的海滨沙场去享受一番，但我的银行账户上已经没有钱了，我只好推迟假期。而我的同伴呢，乡间的景致和海滨的风光对他都毫无吸引力。他喜爱躺在五百万人口[6]的中心，伸出触角，在他们中间搜寻，对涉及没有破获的犯罪案件中每一个细微的传闻或者怀疑做出反应。他的许多天赋资质不是用来欣赏自然风光的，只有当他把注意力从城里的作恶者转移到其在乡村的同伙那儿时，他才会改变一下环境到乡间去[7]。

我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不想交谈，便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到一边，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突然间，同伴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说得对，华生，”他说，“这确实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最荒谬透顶的方法。”

“荒谬透顶？！”我激动地说，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于是坐着挺直了身子，眼睛盯着他，惊愕不已。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大声说，“简直不可思议！”

福尔摩斯见我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会心地笑了起来。

“你还记得吧，”他说，“不久前，我给你念过爱伦·坡[8]写的一篇故事中的一段，其中有个人推理缜密，同伴内心没表露出的想法，他都能知道。你认为这只不过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东西。我当时说，我自己也经常这样，但你还不相信呢。”

“噢，没有啊！”

“或许你嘴上没有说，亲爱的华生，但你皱眉蹙眼的样子已说明问题了。所以，看到你扔掉报纸，陷入沉思，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能有机会审视你内心的想法。于是，我打断你的思绪，想证明一下我已经看出了你的心思。”

但是，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说的话。“在你念给我听的那段故事当中，”我说，“那个推理者是在观察了那个人的行为后，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一堆石头上，眼睛仰望着天上的星星，还有其他一些动作。而我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你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线索呢？”

“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人的五官可以展现其内心的情感，而你的五官更是不折不扣地显示了这一点啊。”

“你的意思是，你是从我的五官看出了我的心思的？”

“对，特别是眼睛。你自己可能想不起来是怎样陷入沉思的吧？”

“是啊，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吧，你扔掉报纸的那个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后，你面无表情，坐了半分钟的样子，然后，你的目光落到你新近配了镜框的那幅戈登将军[9]的肖像画上。通过你面部表情的变化，我看出，你的思绪开始了，但想得不是很远。你的目光又掠过了放在书本上的那幅还没有配上镜框的亨利·沃德·比彻[10]的肖像画上。然后，你又朝着墙壁上瞥了一眼，当然，你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在想，如果肖像画配上了镜框，正好填补上那个空白，和那边戈登的肖像画对称。”

“很神奇，我就是这么想来着！”我惊讶地说。

“到目前为止，我几乎还没有出过差错呢。但刚才你的思绪又回到比彻的画像上了，你目不转睛地朝那边看着，好像是在琢磨他的五官特征。然后，你不再皱眉头了，但你还是朝着那边看，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你在回忆着比彻生平中的一些事情。我很清楚，你在追忆他的生平事迹时，不可能不会想到他在美国内战期间代表北方履行的使命，因为我记得，当英国人用更为强暴的态度对待他时，你表达了极度的愤慨之情。你对那个事情反应那么强烈，因此，我知道，你想到比彻时，不可能不同时想到那一点。过了片刻之后，我看到你的目光从肖像画上移开，我估计，你的思路此时已经转移到美国内战上了。我注意到，你双唇紧闭，眼睛闪着亮光，双手拳头紧握，这时候，我肯定，你在想着那场殊死战争中南北双方表现出来的英勇豪气。但是，后来，你的脸部表情又阴沉下来了，摇了摇头，你想到了战争制造了悲哀、恐惧和无谓地牺牲了生命。你的一只手慢慢地抚摸着自己的一块旧伤疤，颤抖着的嘴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这让我想到，你的头脑里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种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显得滑稽荒唐。我同意你的观点，荒唐透顶，而且很高兴地发现，我的所有推断都是正确的。”

“绝对正确！”我说，“你已经解释清楚了，但我承认，我还像先前一样感到很困惑。”

“这是很肤浅的事情，亲爱的华生，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不是你那天表示对我说的话不相信，我是不会用这个情况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11]。但是，我手边有一桩小案件，可能破解起来比解释一段思维要困难得多。报纸上有一段报道，说的是通过邮局寄给克洛伊登[12]的十字街的库欣小姐的一包非同寻常的东西，你注意到了吗？”

“不，我没有注意到什么。”

“啊！那你一定是忽略了。你把报纸扔过来，喏，这就是，在金融栏目里。或许可以麻烦你念出声音来。”

我拿起他扔回给我的报纸，朗读了指定的那一段，标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包裹》。

家住克洛伊登镇十字街的苏珊·库欣小姐受到了一番捉弄，这件事即便没有更加险恶的用心，那也会被认为是特别恶心的恶作剧。昨天下午两点钟时，邮差拿来了一个用棕色包装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里有一个纸板盒子，里面盛满了粗盐。库欣小姐把粗盐倒出来之后，惊恐万状地发现了两只人的耳朵，显然是刚刚割下来的。纸板盒是头天上午由贝尔法斯特[13]寄出的。没有标明寄件人。库欣小姐是个五十岁的未婚小姐，离群索居，没有什么熟人，也极少跟人家通信，所以，对她来说，收到邮件是件很稀奇的事情。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不过，一些年以前，当她隐居到彭杰[14]时，曾将自己住处的几个房间租给了三个医学院的青年学生，但由于学生们吵吵嚷嚷，生活没有规律，她不得不终止他们的租期。警方认为，这一恶劣行径可能是那三个青年学生针对库欣小姐干的，因为他们对她心怀怨恨，同时希望把解剖室里的遗留物寄给她，吓唬吓唬她。有事实表明，那三个学生中有一个是爱尔兰北部人，而且库欣小姐坚信，是贝尔法斯特人，这就给这种解释增添了一种可能性。同时，最敏锐的警探之一莱斯特雷德先生负责经办此案，并且正在积极地进行调查。

“《每日纪事报》就是这么多内容，”待我念完之后，福尔摩斯说，“现在谈谈我们的朋友莱斯特雷德吧，我今天上午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他在信上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很对您的口味。我们希望查清此事，但感到有点困难，不知从何下手。当然，我们已经致电贝尔法斯特邮局，但当天处理了大量邮包，他们缺乏识别那个特定邮包的手段，也就无法记住邮寄者的名字。那个盒子是个半磅装的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帮助。在我看来，有关医学院学生的说法仍然是最有可能的，但如果您能够抽出几个小时时间，我很高兴和您在那边见面。我一整天不是在那幢住宅，就是在警察局。

你怎么说，华生？能否冒着酷暑炎夏陪同我到克洛伊登去跑一趟，抱着万一的希望，为你的案情录增添一个案件？”

“我正想要干点什么事情呢。”

“那就干起来吧。按铃叫他们给我们准备好靴子，叫一辆马车来。我换好衣服和装好烟丝盒后就回来。”

我们坐在火车上时，天空下了一场大雨，克洛伊登镇远没有伦敦旧城闷热。福尔摩斯已经发了封电报，所以莱斯特雷德在车站等着我们。他还像平常那样，清瘦结实，衣冠整洁，一副侦探派头。走了五分钟路程后，我们便到达了库欣小姐的住处所在地——十字街。

这是一条很长的街道，两边是两层楼的砖结构住宅，整洁而庄重，房前的石台阶变成了白色，围着围裙的妇女们，三三两两，站在门口闲聊。走到一半时，莱斯特雷德停住了脚步，敲了敲一家人的门，一位年轻的女仆应了门。库欣小姐坐在前面一个房间，我们被领了进去。只见她面容安详，眼睛大而透着温柔，两鬓垂着灰色的鬈发。膝上搁着一个绣过的椅背套，旁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只装了五颜六色丝线的篮子。

“那些吓死人的东西放在外屋呢，”看到莱斯特雷德走进房间时，她说，“我希望您把它们全部拿走。”

“我会的，库欣小姐。我之所以放在这儿，只是要等到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当着您的面看一看。”

“为何要当着我的面看啊，先生？”

“他有可能想要问您一些问题呢。”

“我对您说了，关于这件事情，我一无所知，还用得着问我什么问题吗？”

“是这么回事啊，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语气中透着安慰，“我毫不怀疑，您遇上了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够恼怒的了。”

“可不是嘛，我是够恼怒的，先生。我这个人好安静，过着隐居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名字上了报纸，警察上了我的家门，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儿。我不想让那些东西拿到这儿来，莱斯特雷德先生。如果你们想要看，你们得到外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