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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唐顺宗 那一场飘风骤雨的改革（第2页）

这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装满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欠政府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末年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德宗末期实施这项弊政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地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都是敢怒不敢言。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顿时一片欢腾。

然而，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也许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和韦执谊一样，只是被他推到前台充门面而已。

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定为储君。顺宗无奈，于三月二十四日命翰林学士草诏，立李淳为太子（同日改名李纯）。

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王叔文自始至终闷闷不乐。

因为对于顺宗和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那天，王叔文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念出了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就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原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统帅权在宦官手中。王叔文显然是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皇帝，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说起来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并不重要，可问题是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以此职坐镇翰林院并领导这场改革的，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也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这让王叔文等人实在难以接受。王伾立即上疏顺宗，请求为王叔文保留该职务。但一再上疏的最终结果只是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而复职的请求却被彻底驳回。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顺宗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完全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真的是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里，更让王叔文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他的敌人。

表面上的原因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速度太快、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由于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所以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公开场合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下诏将其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关系就此破裂。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可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有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者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韦皋这个人说起来也是有功于朝的，他曾在边境多次击败吐蕃的入侵。正因如此，所以此人一贯居功自傲，千方百计想扩张地盘，这次让刘辟来向王叔文传话，那口气照样牛皮哄哄。刘辟对王叔文说：“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区区诚意，如果把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这三川之地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那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首先，一个他本来就不齿的军阀居然找上门来跟他**裸地交换利益，这不仅让他觉得荒谬，而且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再者，韦皋这狗日的也太狂了，说假如不把三川给他，就以“别的方式相报”！这像是在商量事情吗？这根本就是在威胁恐吓嘛！王叔文一愤怒，就照旧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

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

可韦执谊照旧还给他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任务，就留在京师瞎晃，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随后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吓得一溜烟逃回了成都。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的话其实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王叔文和他的性格差异固然是有而且很大，但这并不是造成他们反目的真正原因，或者说不是深层原因。

深层的原因是——韦执谊觉得自己既然已经当上了宰相，那就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说白了，这就叫过河拆桥。

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还不仅仅在于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不过是什么呢？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