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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唐顺宗 那一场飘风骤雨的改革（第3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举世混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韦皋在王叔文那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顺宗皇帝的。韦皋说：“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他说：“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但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皇帝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

其实，早在他们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已经暗中请示了俱文珍，得到的答复是——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他们！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那一刻的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就在王叔文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一切便已面目全非。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就必须回家照顾母亲，同时准备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他们根本不用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了。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便离开朝廷，回了老家。

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他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皇帝呈上了三道奏疏，结果当然都是石沉大海。

不久后，王伾便因中风被送回家中，从此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退位为太上皇。

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

初六，朝廷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市开县）司马。

初九，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

王伾不久即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宪宗随即下诏将王叔文赐死。

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韦执谊、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八人，相继被贬为边远各州的司马。

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25年）二月掀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场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

都说世事如棋，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