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在此后不久,张居正又接到一个秘密小报告:王世贞在给某人的信里,相当于指名道姓批评说“相公侵**耳目之好,非社稷之福”。
相公,当时还是对内阁大臣的专用尊称,显然,这是指的张居正。王世贞的意思是,张居正这样喜欢逢迎、喜欢谄媚,不是国家之福,要出大问题的啊!
是可忍孰不可忍。张居正决定调整王世贞这个干部。
趁着王世贞交接工作之际,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王世贞为什么要那样呢?开始不是挺好的吗,不管愿不愿意,从首都又下来地方工作了。给张居正的母亲写寿文、送寿礼,礼貌周全的,领导也很感动,这样的势头保持下去,领导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嘛!
是啊,可是什么办法呢?书生、文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可以在一时一事上偶尔表现出柔顺,但是要他依附领导,当哈巴狗,那是不可能的。他会患得患失,不得已时阶段性地克制、压抑自己的个性,但是本性难移,长期抑制就很难了。
王世贞是文坛领袖,交往的人很多,听到的对张居正的议论一定不会少。诸如张居正选用内阁副手和对他们的态度、吏部部长的选用等,议论少不了,王世贞不可能不知道。他又在张居正的家乡工作,相信也听到不少负面传闻。应该说,王世贞已经是很克制了,毕竟张居正说过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的,他不会有意得罪张居正,和他过不去,无非是引用占卜上的说法,在报告里说了一句“臣道太盛”而已,针对张居正的,也仅仅是私人通信里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忧虑。
但是,张居正不能容忍。实际上他从一开始也没有信任过王世贞,所有的安排,只是一个手腕,当然或许也有考验的成分,经过考验,坚定了他的决心:王世贞是绝对不能用的。
是啊,王世贞和他的前任相比,太让领导失望了。像一个叫赵贤的,在任湖广巡抚时,积极张罗为张居正家营造豪华府邸,还连续为张居正建立好几座牌坊。虽然张居正也嗔怪他,建牌坊干什么啊?似乎是制止和批评的意思,但在信中却同时表扬赵书记兼省长说,你的政绩、声望我都听说了,很不错!“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恋慈母”!多高的评价啊,掌握用人权的领导这样肯定,意味着什么?还有,王世贞的前任巡抚杨本庵,在已经建了好几座牌坊的基础上,一直张罗着要为张居正“建坊表宅”。领导虽然口头上说不要这样嘛!可是,心里还是很受用的。相比之下,王世贞是什么表现呢?他的心思在领导身上吗?甚至领导的小舅子出出风头、耍耍威风,他还要按照规章制度处理!更有甚者,他居然讥讽领导,指责领导,露出了书生的本来面目,这样的干部,领导还会用吗?
那么,为什么还要给王世贞下新的任命?新职务是什么?
这个任命很正常,以王世贞在官场的经历,应该是受到重用的一个职位:留都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的角色。
这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张居正对王世贞不能容忍了吗?为什么还重用他呢?
这又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了。在干部问题上,对于自己过去的同学、一个当代名流,张居正不会表现出那么直来直去、快意恩仇的,他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不留痕迹。
在王世贞接到新的任命的同时,张居正的信也不失时机地到了。
请允许我把张居正信里的意思,用现在的语言转述一下吧:元美(王世贞的字)老同学,郧阳很偏僻,不是老同学大展宏图、发挥大才的地方,还是到中央工作的好。可是我问过了,现在首都的各个部门都没有空位置,只好请老同学委屈一下,先到留都过渡、等待一下吧。
这个时候,王世贞对同学兼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话可能不那么完全相信了,既有怨气,又抱有一丝希望,所以,尽管他毫不隐讳地说,新职务是“鸡肋”,还是决定去上任。
其实,张居正不会让他不喜欢的人有“鸡肋”可吃的,之所以给王世贞抛去一根鸡肋是因为他是名流,立马炒他的鱿鱼,影响太大,再引起王世贞的反弹,就更不好了,需要有个缓冲,迂回歼灭。
可不是吗,王世贞一到南京,迎接他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接连的打击!
王世贞既然是书生本色,那他应该是比较清高的;他经常以批评官场中的种种陋习、腐败现象为己任,估计他自己也会注意廉洁从政的。那么,以什么理由打击王世贞呢?
应该是事先都部署好的,由吏部直接出面,对王世贞首先提出纠察,说王世贞在巡抚任上“荐举涉滥”!
当时任何一级地方首脑都没有用人权,但是所辖职位有了空缺,地方的“一把手”可以按照程序荐举。王世贞作为巡抚,有这个权力或者说义务,那他一定也推荐过干部。好了,现在说他涉嫌滥荐,不是百口莫辩了吗?反正是不是真的滥荐,也不查证了,查证又怎么样,标准在哪里啊?谁说了算啊?还不是吏部说了算。现在,既然吏部说王世贞有这个问题,那么就该以此追究责任了。结果,就给了王世贞一个“夺俸”的处分!就是白干活,不发工资了。
王世贞是名流啊,这不是给他难堪吗?甚至算得上是羞辱。你不是爱指点江山吗?你不是爱讥讽时政吗?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啊?
不错,就是要羞辱王世贞。就是要他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紧接着,王世贞所在的留都有一个杨“议员”索性就弹劾王世贞“大节已亏”!
想想看,失了大节的人还有什么话语权啊?
王世贞被勒令回家,听候别用。
不过,张居正还是挺“热心”的,他又给王世贞写了信,做了自我批评。张居正信的大意是:“老同学才高名大,嫉妒老同学的人很多啊,议论纷起,我压也压不住啊。一味压别人不让议论老同学,那别人是不是会说我专权啊?所以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请老同学先回家等,平息舆论。当然,我也承认这样打发老同学回家,我是有蔽贤之罪的!”最后,张居正没有忘记给王世贞一个画饼,他以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打了个比方,安慰王世贞说,“旧毡涤雪,以需大焉”,待平息了舆论,“旋当复公”。
其实,这样的许诺纯粹就是个诱饵,一个始终掌握在张居正手里的诱饵,吊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不至于像对待其他当权者那样,对自己不留情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王世贞是不是相信张居正的话了呢?我看他一度还是半信半疑的,至少留有一丝希望。他受到这样的排挤,也确实很苦恼、很压抑、很沮丧,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对待严嵩那样,聚集舆论力量,对时局抨击讽刺不遗余力,而是近乎沉默,并且保持了和张居正的年谊,时常还有书信来往。
可怜的书呆子!他居然相信张居正是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将他解职的,并且还抱着希望,以为张居正还会给他机会的。是啊,张居正信中说的是“旋”啊,这个词是很快的意思嘛!所以王世贞虽然觉得受到屈辱,也没有反弹,甚至没有说张居正一句坏话。
等了一年多,果然又有了新的任命:应天府尹。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王世贞收拾行装,前去赴任,刚走出太仓界,听到了有“议员”弹劾他的确切消息,弹章用语极尽尖刻、恶毒,甚至说王世贞这样的人不应该算是人!随即,就收到了对弹章的批示:“世贞才识年力,众所共惜,但京兆重任,既经论列,难以议留,仍回原籍听用。”
直到张居正去世后,王世贞才又重新回到官场,即使如此,王世贞从来没有公开抨击过张居正。
张居正对待这个名流的手腕,确实是很高超的。
说起来,张居正和王世贞年龄相仿,都是读书人出身,同年中的进士,只不过后来的发展各自有所侧重。意识形态上也没有大的差别,王世贞或许对高拱的改革不以为然,但对张居正施政的那套做法是赞赏的。后来清算张居正的时候,王世贞就对身边的亲友说过,自己是佩服张居正的政绩的,只是不敢说出口。这就足以说明,王世贞不是张居正的反对派。在张居正当政期间王世贞也是很克制、很自律的,但是为什么在官场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专制政权反智。
反智,是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发明。简而言之,就是轻视鄙视乃至敌视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废物、不安定因素。据余先生的研究,明代是反智比较典型的一个时代。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权的文人竟然会成为迫害文人的急先锋。儒雅俊朗、满腹经纶的张居正把反智推向了高峰,诸如杀害思想家、迫害知识分子代表、禁毁书院、禁锢学生思想等反智的举措很多。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脱出仕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孙卫国先生认为,专制社会里“作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只能是一种受支配的力量,处于被控制的地位,无法获得独立的个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间,往往会带来人生的挫折”。王世贞的仕途之路说明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追求独立自由,无异于自找苦吃,寻求人生的挫折!可是,正因为这样,那些不惜遭受人生挫折,仍然坚持追求独立人格、追求自由空间的人才显得分外珍贵,分外有价值。他们才是伟人,是英雄!
张居正是典型的读书人,但他代表的是专制权力,专制权力的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张居正对于敌对势力的处罚固然是毫不手软,也不允许游离势力存在。”作为当权者,他“不仅在政治权力上至高无上,而且要控制全国的舆论……实行专制独裁,正是张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现”。张居正对待王世贞的做法,“正是专制时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现,不在乎‘智识阶层’才干如何,只要忤逆当权者,就会成为排挤和迫害的对象”。
但是,张居正政治手腕高超,文坛领袖、天下名流王世贞事实上被他玩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安排、提拔职务和不失时机地写信说说“心里话”,无非是猫戏老鼠的游戏而已。一张又一张画饼,吊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为了那块画饼而不敢走远。在这个方面,张居正是成功的,王世贞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