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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倒也抓住了关键（第3页）

有了大概眉目了，张居正才把其父去世的消息向内阁同僚做了通报。

这也是危机公关的关键性一步：他暗示内阁同僚，向皇帝建议夺情，以此正式启动夺情的程序。因为夺情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可以回避这个，只说夺情是有先例的，可以按照以前的先例夺情。

张居正父亲去世的消息一公布，立即就成了重大新闻。因为这预示着张居正要辞职回家了。

可以推测，这个消息是广大干部期盼已久的。一个领导，或许大家承认他的能力、贡献和敬业精神，也认同他的理想信念、施政目标，但是这个领导为人刻薄，把同事、下级当奴隶看待，颐指气使，自己又心胸狭窄、刚愎自用、一味高压，谁会心情舒畅呢？现在，这位擅权专断的铁腕人物，也不得不放弃权力了，人们都长出了口气，议论纷纷，拭目以待。

其实，拭目以待的是张居正。他的处境很尴尬：既然讣闻已经公开，而且他要求丁忧的请示已经为公众所知，那他就应该麻溜儿地收拾行装，迫不及待地回家奔丧才对啊！可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回家奔丧的，走不能走，留不便留，进退失据，尴尬透了！

当然，可以对外说等待皇帝的批准。这事还用等待吗？正常情况下，哪个皇帝会不同意丁忧呢？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皇帝不批准丁忧，也要回家奔丧吧？举例说，一家大公司运营正常，大家都说形势大好，这个时候CEO的父亲去世了，CEO打报告说准备回家奔丧，还要一直等着董事长批准吗？董事长会不批准吗？

况且，夺情是在回家奔丧处理完后事以后的事了。

这样的事，有等待着夺情的吗？至少言行上是抗拒夺情才对啊！所以不赶紧回家奔丧，情理上说不过去啊！

岂止情理上，法律上也很明确，太祖皇帝他老人家就有令：“百官闻丧，不待报即去官。”即只要接到讣闻，不必等着上报，就自动失去职位，马上回家奔丧，更不存在还要等待批准的问题。

张居正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就是不走。

但是毕竟讣闻公开了，张居正总不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吧？他不去上班了，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搭起了灵棚。孝幔里，张居正身穿孝服，匍匐在地，就地哭丧。与其说他是悲痛，不如说是焦急：急切地等待着来自大内的消息。

终于，大内来人了，带来了不小的小皇帝对内阁建议夺情的报告的批示。

张居正展读之后，怅然若失。有史书——比如著名的《国榷》上甚至说，张居正读了这道谕旨，感到“错愕”。

为什么呢？张居正读了一遍又一遍，里面虽然说从内阁的报告里知道了夺情有先例，但是并没有说夺张居正的情，只是说要吕调阳、张四维两位同僚劝张居正不要过度悲伤。

也难怪，正如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所说：“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主持教化的师长，在教忠、教孝的社会里，自己先履行对亡父、亡母的义务，不能不算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这个道理皇帝一定懂的。况且，曾经有过的所谓夺情，实际上被夺情的人都是不愿意接受的，等于剥夺了为人子者的父子之情，这样不近情理的事，皇帝不愿意也不敢贸然去做，也没有理由去做。不是常说，因为张居正的英明领导国家一派歌舞升平吗？既然是歌舞升平时代，夺情的依据何在？所以，皇帝和他的母亲李太后，包括太监冯保，不管是不是想放张居正回家，都找不到理由夺情。

当然，皇帝的态度张居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太监冯保，如果他态度坚决，谕旨里也不会不明确一下夺情的意思吧？

看来，权力危机还没有化解的迹象。

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张居正一边在灵棚里“尽孝”，一边思考着办法。

不断有各级干部纳着闷前来灵堂吊唁。

这是怎么回事呢？父亲死了不马上回家奔丧，还等什么？大家私下议论、猜测着，但是没有人敢当面问这个问题。不过张居正给皇帝上了一个报告，顺便告诉了大家，说父亲去世的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现在神情恍惚，几近昏迷。言外之意是，不要按照正常思维来推断他当下的行为举措，如果有什么不合常理处，是因为他已经“昏迷”，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当然没有“昏迷”，他很清醒。不仅阵脚不会乱，而且也知道危机公关的关节点在哪里。所以当太监头子冯保的吊丧代表到来以后，张居正立即把他请入内室，跪地就拜！

想想看，堂堂顾命大臣、当朝首相、国家的掌舵人，居然给一个小太监下跪，他敢承受吗？那他一定躲闪，甚至向外跑，张居正则叫一个人硬拽住这个小太监，等于挟持着，让他接受张居正的跪拜。

张居正跪在地上，边给小太监磕头，边哀哀戚戚地说：“此头寄上冯公公也！”

原来如此！张居正不是犯贱，这是他危机公关的重要一步，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已经把脑袋交给冯保了。意思是说：倘若冯保坚持不夺情，他张居正就得回家奔丧守孝，一旦这样，那他脑袋也就没了！张居正的脑袋没有了，你冯保还有好果子吃吗？

不用说，吊唁代表马上回去向冯保做了汇报。人家小老弟都这样了，作为他的“老大”，冯保还能说什么呢？看来，只能坚决支持夺情了。史载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冯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内阉将司礼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张居正和冯保，为了权力，又一次开始了默契配合。

于是，大内送来了一道手谕给张居正，说张先生应该以皇帝为念，以成大孝，似乎是留他的意思了。这个手谕还不够明确，有些含糊，态度也不那么坚决，张居正不会太满意。不过，在冯保的主导下，大内向吏部发出了一道秘密指令，意思是，国家一天也离不开张先生，张先生应以国事君父为重，不能丁忧，只批准张居正在北京的家里“尽孝”，过了“七七”照旧上班。这个指令是不是张居正事先起草好让冯保的吊唁代表带回去的，说不好，反正表达的是张居正和冯保的意思就是了。

吏部部长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可说是他的马仔了。接到大内的指令，大吃一惊，同时也觉得非常怪异：为什么和吏部说这个事呢？正莫名惊诧间，张居正的手札也来了：“九月二十五日闻讣，请查照行。”文秘将这个手札报给部长，请示如何回复。张瀚明白了，他的恩公张居正是不想丁忧了，要他带头挽留，以形成强大的夺情“舆论”。

张瀚的理解没有错，这正是张居正危机公关的一环，不仅直接向张瀚暗示要他带头呼吁夺情，而且张居正的心腹们也在分头秘密发动着，要高级领导干部表态，挽留张居正。

“议员”们经过这些年的清洗打压，也学乖了，基本上可以算是同一战壕了，他们不仅对内阁要求夺情的违法行为不弹劾，反而上公文要求国家元首下令夺情，挽留首相。高级领导干部不得不开始表态了，都察院一把手陈瓒缠绵病榻很久了，也急忙发信息（就是传话）给礼部部长马自强说，师相事，应该打报告建议夺情，打报告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我的名字啊！

经过5天时间，不仅皇帝明确表示了夺情的决定，而且高级领导干部和“议员”们纷纷发出挽留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呼吁，夺情的舆论氛围似乎已然形成。

至此，张居正的危机公关可以说目的明确、重点突出，不露声色间，初步达到了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