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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有名望的异见者要费些心机（第2页）

要知道，已经好多年了，办书院、聚会、讲学，大家都认为挺好，连严嵩、徐阶、李春芳这样的当国者都是热衷讲学的，也没有看到出什么乱子啊，怎么现在突然间就不允许了呢？所以，有的半心半意应付了事，有的阳奉阴违光说不办，禁讲学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理想。

这样，会不会给何心隐一个错觉，就是执政当局或许只是说说罢了，动真格的，不那么容易吧！所以他不仅和张居正的政令对着干，还嘲讽他“粗疏”，并且就在张居正的家乡湖广省孝感新创办了一座书院，聚众讲学。

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张居正对何心隐就不能宽容了。但何心隐是“布衣”，也就是老百姓，准确说是老百姓中的一个知名人士，对付他不像对付官员那么简单。长期以来，大家都习惯了讲学，习惯了表达不同学术观点，猛地收缩舆论空间，硬性统一思想，不那么容易。

张居正相信，只要权力在手，没有办不到的事。对于何心隐这样的“异端”必须灭掉！是他直接下令抑或是下面的人领会领导意图快，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惩治刘台的事尚未告一段落，逮捕何心隐的行动就开始了。

湖广省巡抚陈瑞亲自部署、指挥，到孝感捉拿正在那里讲学的何心隐。

但“警察”尚未到达何心隐住处前，早就有人通风报信了，还有一些干部从中疏通，抓捕行动没有成功，何心隐得以逃脱，转往泰州避难。

“刑警”们扑了个空，把何心隐住处搜了个遍，将“证据”材料直接报到了陈巡抚那里。陈巡抚很重视，认真检查，其中一些书信，他看了又看，不禁摇头。何心隐就是一个读书人嘛！他的志向就是研究学问嘛！人家没有颠覆政权的想法和行动嘛！

“人马撤回，不再追捕！”陈巡抚下令。

但是，陈巡抚心里不踏实，又不方便直接向张居正请示，就给何心隐的朋友也曾是张居正朋友的耿定向写信，探探底。他的意思是，何心隐就是一书生，研究学问的人，抓他好像没什么理由吧，所以就不再缉拿他了。

耿定向给陈巡抚回信，说何心隐一向就如此，只是其学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些异端，但若说他有别的什么罪，则为重诬。

陈巡抚看到耿定向的看法和自己一致，放心了。从耿定向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原原本本报告给张居正。一个时期里，张居正对抓捕何心隐的进展情况并不是太清楚。毕竟，张居正日理万机，实在太忙了，不可能事事过问。况且，抓捕何心隐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至少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不那么名正言顺，不宜大张旗鼓，也不宜亲自出面指挥，张居正也就不方便出面督办。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是不是值得他继续信用的机会，他暗自等待着。

躲在泰州的何心隐一看风声似乎不那么紧了，就决定回老家安葬故世的父母。从孝感逃出一年左右，何心隐回到了江西永丰，公开活动，为父母筑坟。

此时，陈瑞突然接到了首都传来的令他胆寒的信息，用耿定向的话说，就是“政府讶公狥人，举义不终也。陈公大惴恐，亟更檄捕令益峻”。

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人向张居正报告，说陈瑞本来要抓捕何心隐的，耿定向却托人向陈瑞讲情，陈瑞就放弃了追捕。

根据耿定向的说法，是和他有矛盾的人告他的状。事实很可能是，领导身边的人之间彼此嫉妒，为了争宠相互争斗。这一状倒是告到点子上了，张居正对耿定向和陈瑞很不满。就像有人告诉陈瑞的，领导本来很欣赏你，但是现在很失望，该办的事半途而废，这怎么行呢！

这就相当于领导督办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张居正会变相督办起抓捕何心隐的事呢？

当然是有原因的。

已经一年多了，没有抓捕到何心隐，这个情况张居正可能不完全知道。发生夺情风波后，政治空气很紧张，张居正又在反思，一个新科进士，邹元标何苦奋不顾身跳出来攻击自己呢？终于，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邹元标这小子也是江西人，与傅应祯、刘台、何心隐是邻邑，按照何心隐自己的话说，张居正于是“又疑为元邻邑亲，不啻疑为党也”。

何心隐自己也有责任，他在老家公开说，自人无罪，无罪之人为什么要东躲西藏？要到首都和张居正当面辩论，要他说清楚，为什么他要禁止讲学！

留着何心隐，终归是个祸患！这应该是张居正的真实想法。尤其是，这一年，前半年是为两个儿子中进士的事，谣言不断；下半年，又因为夺情的事，更是波澜四起。他心里应该很清楚，他的那些做法，法纪也好人情也罢，都是说不通的，人心是不服的。这个时候，更要抓紧“统一思想”，收紧舆论空间，严厉打击敢于编造、散布、传播谣言的人，必须让敢于挑战权威的人付出代价，才能保持政局稳定、权力稳固。

这就是陈瑞为什么接到信息“大惴恐，亟更檄捕令益峻”的背景。

实际上，邹元标站出来对张居正痛快淋漓攻击的事一发生，陈瑞随即就接到了来自首都高层的警告，这次他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马赶往何心隐江西老家去抓人。

毕竟是在自己的老家，外省的“刑警”风尘仆仆来抓人，不可能不走漏一点儿风声，何心隐又一次逃脱了。

旋即，陈瑞的职务发生了变动，到留都南京坐冷板凳去了。是张居正经过考验，觉得陈瑞不再值得他信用还是其他原因呢？写史的人不敢妄下结论。

新上任的湖广省一把手王之垣和张居正年龄相仿，中进士晚了两科，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张居正家乡荆州推官——知府的司法助理。那时候张居正正好在老家隐居，相信他们那个时候就熟悉了。他应该是张居正非常欣赏的干部，也是位不折不扣贯彻中央政令的干部。

就在王之垣上任不久，中央又一次下达了一道严厉的政令：毁天下书院。当是时，由于夺情风波后，人心不服，“统一思想”的工作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了对教育、文化工作的领导：大力压缩学生数量，减少教育经费；组织人力物力，集中拆毁书院，驱散山长、教授和生徒，没收财产、田地；加强对敏感地点的监视，发现聚众讲学者，立即予以取缔。而且中央政令明确说了，执行情况和帽子直接挂钩，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不换思想就换人。

全国的政治空气空前紧张。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压力很大，而对追求独立自由的人士来说，完全可以说是风声鹤唳，黑云压城城欲摧。

何心隐在干什么？他辗转各地，躲到徽州祁门一个学生家埋头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文章，针对张居正禁止讲学的行为，予以迎头痛击。他还宣称，自己要仿效成化年间福建陈布衣诣阙上书的先例到北京上访，和张居正当面辩论，并把自己的万言书《原学原讲》一册上报中央，散发天下。

张居正是胆大包天的人，谁敢跟他叫板？

既然别的办法封不住何心隐这个狂人的口，那就只好开杀戒了！张居正一定是这么想的。他是不是把自己的想法明确地说出来了，指示湖广省的领导马上去办，我是不敢断定的。《明神宗实录》上是这样说的：“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讥议朝政。吉水人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首辅微闻其语，露意有司，令简押之。”好像不是正式下达的指令，而是私下里暗示、要求的意思。

其实领导不明确指示，未见得下面的人不明白领导的心思。何心隐公开说要进京上访和张居正辩论，甚至说要把不允许老百姓说话的专制独裁者赶下台，有关部门、有关地方的负责人难道听之任之吗？帽子还要不要了？

新任湖广省一把手王大人比前任强多了，得到首都传来的信息，立即采取行动，远赴徽州去抓人。

何心隐正准备北上与张居正辩论，就被抓个正着，一路押往湖广省省会武昌。

这时候，何心隐已经年过花甲了。从徽州到武昌，走了一个多月，倔强的老头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途中，无论多么艰辛，何心隐始终没有闲着，给许多官场上的人写信，附赠他的万言书，“或期于藉当道之手达诸庙堂，否则，或亦可期藉之以达于天下，以明平生所学所讲”。显然，何心隐不仅不屈服，而且挺强硬，还是斗争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