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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有名望的异见者要费些心机（第3页）

这个，倒是不怕，但是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领导面前：何心隐所犯何罪？

朗朗乾坤，天日昭昭，总不能平白无故逮捕人吧？逮捕一个无名小卒或许无所谓，逮捕一个名流，无论如何要有一个说法的。

这是个难题，还得花点儿功夫。其实，何心隐本人就屡屡严词责问：“我犯什么罪了，你们抓我？盗犯？奸犯？逆犯？”他不仅质问，还警告有关官员说，你们要承担责任的！比如，他在给湖广巡按御史郭思敬的信中就警告他：“别以为抓我的事和你无关，你身为具有言责的言官兼巡察地方的监察官，对如此违法抓人的事不行使监察权、不履行言官的责任，即为失职。”

郭思敬很烦恼，他向中央打了个报告，在说明逮捕何心隐的经过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的是“布衣何心隐私立求仁书院，命捕治之”这样白描式的措辞。显然，按照郭思敬的措辞，何心隐的罪名似乎就是私立书院了。

这就成问题了。书院是政治宽松、学术自由的标志性产物，私立书院，顶多属于政治上的自由化问题，说是犯罪恐怕找不到什么明确的依据吧？况且，即使有这样的罪名，领导也不会轻易同意用的，因为私立书院而杀人，不好听，实在不好听，有个历史责任问题啊！

其实也不是找不到任何依据。有人就查阅资料，发现了一个最高指示——“太祖彝训”。就是朱元璋他老人家的“钦惟高皇教民榜”，是这样说的：“今后天下教官人等，有不依圣贤格言，妄生异议，以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钦此。”

何心隐算不算教官？虽然他不是公立学校的教官，但他聚众讲学，也应该算教官吧！关键是他不仅不依孔孟主义、程朱思想的经典著作，而且公然攻击之，确属“妄生异议，以惑后生”，杀他是可以的。

这个好像比私立书院的罪名要扎实些，不过，领导同样不会认可的。一个读书人因为讲学，就把他杀了，会落个什么名声？不承担历史责任吗？说起来，这也是社会进步吧，要是朱元璋他老人家，什么罪名不罪名的，抓起来杀了就是了，谁敢说什么？现在，有现成的罪名当局也不敢用，宁可借用别的罪名也不愿意承担因讲学杀人的责任。

领导们在苦思冥想，何心隐却很不耐烦，一直要求到首都和张居正当面辩论，并抗议当局无故拘留一个无辜之人。应该还有要求公开审理的意思吧，总之，与后来我们了解的不少有名的非暴力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何心隐也是不会承认自己有罪的。不但不承认有罪，还要大声说，当局逮捕他才是犯罪！

在中国，只有领导呵斥老百姓的，哪有“犯人”呵斥领导的事呢？湖广省的一把手对何心隐的表现很是恼怒，很可能他威胁何心隐说：“你要这样的话，那别怪我不客气，我就送你见阎王！”

“哈哈哈！”何心隐大笑，“你，就你？”他轻蔑地说，“你敢杀我？！”

“哼哼！”王大人被激怒了，“你以为我说着玩儿的吗？！你以为你有名气，就不敢杀你吗？！”

“你不敢杀我！”何心隐坚持说，他话锋一转，说，“杀我者，张居正也！”

不提张居正倒还罢了，一提张居正，不禁让王大人焦急万分。不能马上向领导交差，不是显得自己的执行力太差了吗？连这点儿小事儿都办不成，以后还怎么办大事儿呢？所以，王之垣不再拖拖拉拉了，先杀了何心隐再说！于是，他交代那些狱警，让他们完成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棍棒和沙袋伺候！

所谓打压，还真是名副其实。棍棒打，沙袋压，转眼间，何心隐就呜呼哀哉！

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位追求独立自由的勇士，就这样惨死了！

不经审判就逮捕并杀死一位在国中有影响的人物，毕竟是说不过去的。倘若就这样报上去，领导一定会说给他添了麻烦，甚至说给他脸上抹黑！反正领导的目的已经达到——要封的口封住了，为了捞取名声，说不定反过来追究责任也未可知！至少，领导会觉得你这个人办事不利索，还要领导来给你擦屁股！所以，王之垣这位封疆大吏，把为何心隐编造罪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人家王大人一重视抓，立马就抓出了成效！何心隐的罪名，还真就找到了！

什么罪名？

谋反！谋反当然是死罪啦！

何心隐谋反？谁会相信呢？证据何在？

有的。准确说，领导想要有，一定就会有。司法机关是服从领导的，不是独立的，只要有这个前提，其他什么都好办，不然王之垣何以胆大妄为，先把何心隐杀了再说定罪的事呢？

简单说吧，此前不久，湖广、贵州交界破获了一件案子，有一个叫曾光的所谓妖人，捏造妖语，煽惑土司反叛中央。这个案子其实也是一个无头案，就是查获了一本煽惑土司的妖书而已，妖书署名曾光。然后拿获了一个叫杨仲魁的人，说他是曾光。但到底是不是，还是疑问。张居正本人曾经亲自过问过，他也认为这个案子不清不楚，主张慎重，在给湖广省主管司法审判的按察使郭龙渠的信中说：“缉获妖犯解赴贵州审质，诚便。但彼中渠魁已决，无与质证，独卷案存耳，恐无以明正其罪也。杨仲魁即曾光之说，似未必然。且彼既认传书一事，则亦知情藏隐之人，不必论妖书之有无也。若今日即以为曾光而诛之，万一后获真犯，何所归罪。惟公慎之。”可见，抓到的杨仲魁是不是所谓妖人曾光，张居正并没有把握，这个案件实际上办得并不扎实。

没有关系，或者说正好！正因为这个案子是个无头案才更方便添油加醋呢！

于是，湖广省向中央报告说，经过缜密侦查，妖书案有了新情况、新进展，何心隐乃是妖书案的主犯之一，他和曾光组织了一个邪教组织，他本人号“五知子”，这个人“惯习天文遁甲诸书，欲因彗星见，共谋不轨”。所幸何心隐已先死，谋逆未成。因案情重大，特向中央报告。

张居正看到这个报告，假装不知道真相，大笔一挥，拟出了交刑部依法审理的批示意见，如沈德符所说：“江陵亦佯若不觉，下刑部定罪。”

一场奇怪的审讯就这样开场了。人先杀掉，再编造罪名，根据编造的罪名“依法审讯”，然后根据审讯判决的罪名，向社会公布。

老百姓未必认识何心隐，知道他的相当多的人也不接受他的思想观点。但是大家都觉得当局做事太不光明正大，给何心隐罗织的罪名太牵强附会，如此弄虚作假也太不像话了！据知情人记载，当列有何心隐的所谓罪状的布告张贴出去以后，大家异口同声，说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啊，纯粹是胡说八道，诬陷嘛！有的甚至垂手顿足，长吁短叹，不忍再看下去了！

可是，老百姓也只能发发牢骚，反正国家的任何事情，老百姓说了是不算的。所谓人心向背，那也只是说说罢了。权力，只有权力才是值得畏惧的。对当权者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丢掉权力；只要权力在手，何惧之有？

就这样，在一片议论声中，何心隐一案了结了。

仅仅议论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何心隐死了也就死了！谁也不敢追究幕后指使者，甚至，提出这个要求也是危险的。

然而，颠倒是非，不惜杀人者，即使不受到现实的惩罚，必然受到历史的审判！聪明如张居正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王之垣没有得到提拔，反而不得不以生病为由卷铺盖回家。某种程度上说，他成了杀害何心隐的替罪羊。从这个角度说，政治宽松、学术自由的时代进步潮流，使得像张居正这样梦想回到建国初期的强权人物，也要考虑影响和后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杀害不能不遮遮掩掩，费尽心机。

其实，遮遮掩掩的结果是欲盖弥彰。耿定向就认为，不应该煞费苦心为何心隐编造那个罪名，太离谱儿了，人心不服。何不直接引用“太祖彝训”把何心隐名正言顺杀掉呢？这下倒好，广大干部群众对强加在何心隐头上的罪名不认可，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不管是不是张居正直接下令杀害何心隐，也不管是以什么罪名杀害何心隐，反正大家都认为，何心隐是因为讲学、散布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观点而招杀身之祸的，而作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张居正，难脱干系。从维护张居正的威信角度说，杀何心隐是他的一大失招！韦庆远先生说，对何心隐这样的人，“本不必采取断然杀害的办法来消除其影响”，实际上，“杀害了何心隐，并不可能铲除其思想影响，相反，却使其名声更高，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偶像，博取得很大的同情”。他还说：“居正此举，四百余年来一直受到批评，可说其所得远未偿所失。”

这是事后的说法，在当时，谁敢因此批评张居正呢？甚至，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时，也没有人提到杀害何心隐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