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我们踏上了去往枕烟老家的路。
火车在冬野里跑了四个钟头,载着我们从鳞次栉比的高楼,晃到铺着枯麦茬的田野,之后我们又换乘大巴,碾过结着薄冰的乡道,终于到了枕烟长大的镇子。窗外的风景一路褪下去,只剩灰扑扑的天,和路边光秃秃的树,枝桠间孤零零的鸟窝,在风里晃着,像悬着的、没说出口的心事。
她靠在我肩上,一路没怎么说话。只有火车过隧道,黑暗裹住车厢的瞬间,她会往我身边缩一点,呼吸落在我的颈窝,轻得像落雪。可她的手,一直扣在我的掌心,指节因为用力泛着青白,连指尖都浸着凉,像冬夜里露在外面的枝桠。
“紧张吗?”我凑到她耳边轻声问。
她点点头,发梢蹭过我的下颌。
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些,揣进我大衣的暖袋里:“没事,有我在。”
她抬起头看我,眼尾垂着,眼里盛着我读不懂的情绪——是担心,是怯意,还有一点怕我受委屈的歉疚,像蒙了雾的湖面,轻轻晃着。
“墨书。”她叫我。
“嗯?”
“不管发生什么……”
“我知道。”我打断她,指尖蹭过她发凉的手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弯了弯眼,笑了。那笑意很淡,却把眉眼都揉软了,像冬阳落在初融的雪上。
小邪神在布包里轻轻动了动,银雾蹭了蹭我的手腕。它知道今天要面对什么,前一晚还晃着雾影说要帮我们镇场子,我摸了摸它的雾顶,说有些事,要我们自己走。它便乖乖应了,一路都安安静静的,只偶尔探出头,用豆豆眼看看我们,又缩回去。
到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她父母住在镇子边上,一栋两层的小楼,门口立着棵柿子树。冬风把叶子都吹落了,只剩干枯的枝桠向天空伸着,枝桠间挂着去年的旧果壳,在风里轻轻晃,像没说出口的话。
她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指尖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些,然后推开了那扇木门。
屋里暖烘烘的,炭火烧得正旺,一个中年女人正在厨房里忙活,听见门响,系着沾了面粉的围裙探出头来,手上还滴着水。
“烟烟回来了!”
是她的母亲。脸上的笑一下子就开了,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枕烟,嘴里不停念叨着“瘦了这么多”“路上累不累”,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满是疼惜。
然后,她看见了我。
脸上的笑像被风吹灭的烛火,一下子就僵住了,手里的抹布垂在半空,连水滴落在水泥地上的声响,都听得清清楚楚。
“妈。”枕烟先开了口,声音很稳,“这是我朋友,沧墨书。”
她母亲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诧异,有探究,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抵触,半晌才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回了厨房。锅碗碰撞的声响,一下子比刚才重了不少,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刺耳。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从里屋走出来,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捏着一张报纸,看见我们,脚步顿了顿,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
“爸。”枕烟说,“这是沧墨书。”
他看着我,又看看枕烟,没说话,只摆了摆手:“先坐吧。”声音很低,像压着什么情绪。
我坐在沙发上,枕烟紧挨着我,她的膝盖轻轻碰着我的。她母亲在厨房里忙活,锅碗的声响一直没停,她父亲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翻着报纸,翻页的声响很重,偶尔抬眼扫我一下,目光像冬风里的冰碴,落得人皮肤发紧。
空气像被炭火烤得稠了,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晚饭的时候,气氛更凝滞了。
她母亲的筷子不停往枕烟碗里堆菜,堆得冒了尖,嘴里念叨着“在外面吃不好吧”“多吃点”,却始终没往我这边看一眼。她父亲闷头喝着白酒,酒杯落在桌上的声响很重,偶尔抬眼扫我一下,又低下头,一言不发。
我也闷头扒着饭,菜的热气糊在眼镜上,看不清什么。
枕烟的脚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抬眼望我时,眼尾红着,满是歉意。我在桌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全是汗,凉丝丝的。我轻轻捏了捏她的指尖,示意她没事。
吃完饭,她母亲收拾碗筷进了厨房,她父亲起身回了里屋,电视的声音从门缝里飘出来,在空荡的客厅里响着,我们坐在沙发上,谁也没说话。
没过多久,里屋的门开了。
“烟烟,”她父亲站在门口,声音没什么起伏,“你过来一下。”
枕烟站起来,指尖轻轻攥了攥我的衣角,跟着他进了里屋,门“咔哒”一声关上了。
老房子的隔音不好,他们的声音顺着门缝飘出来。一开始是压低了的争执,听不清字句,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像冬雷炸在屋里。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是她父亲的怒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