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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档（第2页）

“拉钩。”

第二天清晨，送行的队伍有些壮观。两位母亲，安景余和男友，出版社的同事，电视台的伙伴，还有抱着一束百合的苏曼。

“别搞得像永别似的。”林余试图活跃气氛，“我六个月后就回来了。”

刘春青没说话，只是紧紧抱着她，在她耳边轻声说：“每天都要报平安。”

“我保证。”

出租车启动时，林余回头看。刘春青站在原地，一只手抱着念林，另一只手高高举起，挥动着。晨光勾勒出她们的轮廓，像一幅温暖的剪影。

那一刻，林余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牵挂”——不是束缚，而是知道无论走多远，都有一个地方、一些人，在等你回家。

西南边境的县城比林余想象中更偏远。盘山公路像一条缠绕在大地上的灰色带子，车子颠簸了八个小时才抵达第一个采访点。

接待她的是当地妇联的李主任，一个皮肤黝黑、眼神锐利的中年女人。“林记者，咱们丑话说前头。”一见面她就直截了当，“这里的情况复杂，有些事能报，有些事不能。你得听我们的安排。”

“我明白。”林余点头，“但我需要见真实的人，听真实的故事。”

李主任打量她片刻，笑了：“行，有种。明天带你去见小梅。”

小梅十五岁，住在山坳里的一个村庄。三年前，她差点被亲戚卖给邻村一个五十岁的光棍，是李主任带着派出所民警连夜赶去救出来的。现在她在镇上的初中寄宿，周末回家照顾瘫痪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

林余见到小梅时，她正在学校食堂后厨帮忙洗菜，手指冻得通红。

“为什么要做这个？”林余问。

“食堂包吃，还能挣点钱。”小梅头也不抬，“弟弟要买作业本，爸爸的药快吃完了。”

她的平静让林余心惊，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本该在操场上奔跑，在教室里读书，却早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采访进行了三天。林余跟着小梅上学、放学、回家，记录她的一天：清晨五点起床，给父亲翻身、擦洗，做早饭，走四公里山路到公路边等校车；放学后去食堂打工两小时，再坐校车回村；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作业，同时照看弟弟。

第四天晚上，小梅忽然问：“林记者，你从大城市来，那里……女孩子能读书读到多大？”

“想读多大就读多大。”林余说，“有女孩读到博士，三十多岁还在读书。”

小梅眼睛亮了亮，又暗下去：“那她们……要嫁人吗？”

“有些嫁，有些不嫁。自己决定。”

沉默了很久，小梅轻声说：“真好。”

那天夜里，林余在简陋的招待所写采访笔记，写到一半，眼泪忽然掉下来。她想起刘春青——那个曾经也因为家庭原因差点辍学的女孩。如果当年没有人拉她一把，她会不会也像小梅一样，被困在大山里，早早嫁人，重复上一代的命运？

手机震动，是刘春青发来的视频邀请。接通后，屏幕里出现念林熟睡的脸，还有刘春青温柔的声音：“今天幼儿园有绘画比赛，念林画了你。老师说，画里的大妈妈在山上种树。”

林余擦掉眼泪，笑着说：“给我看看。”

画被举到镜头前：一个扎着马尾的小人站在山坡上，周围是绿色的树苗，天空中有飞鸟。虽然笔触稚嫩，但林余认出了那是自己——刘春青给她看过出发前在海边拍的照片，就是这样的发型和站姿。

“画得真好。”林余声音哽咽。

“想你了。”刘春青轻声说，“今天妈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我们给你留了一碗，冻在冰箱里，等你回来吃。”

简单的话语，却让千里之外的林余感到无比温暖。她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报道，更是为了让更多女孩有机会像刘春青一样，走出阴影，走向光明；让更多家庭有机会像她们一样，不论形态如何，都能拥有爱和尊严。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余走访了三个县城的十二个村庄，采访了三十多个女孩和她们的家庭。她睡过漏雨的土房，吃过硬邦邦的玉米饼，被山蚂蟥咬过，也曾因山路塌方被困在半路。

但她从未后悔。

每天晚上，无论多累，她都会整理当天的素材，写采访手记，然后给刘春青打电话。有时信号不好，断断续续，但只要能听到对方的声音，知道彼此安好，就足够了。

刘春青那边也有新进展。《三八线》入选了年度好书榜，出版社计划推出青少年改编版。她还受邀去中学做讲座，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创作故事。

“今天去的是我的母校。”一天晚上，刘春青在电话里说，“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那些青春的面孔，我忽然想起我们高中的时候。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未来我会出书，会站在这里讲话，我一定不敢相信。”

“但你做到了。”林余说，“春青，你一直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是因为有你。”刘春青轻声说，“林余，你在做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那些女孩的故事……应该被看见。”

“我会让它们被看见的。”

十月，山里的树叶开始泛黄，林余的采访进入尾声，她开始整理半年来的素材，准备撰写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