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改变什么的路。
而这条路,从提升权限开始。
我花了三天时间,准备研讨会的汇报材料。
按照陈博士的暗示,我把重点放在了“高危实验体心理干预”上,但核心案例,我选择了郁婉容和温语棠。
标题是:《特殊亲缘关系下的能力者心理状态双向影响研究——以10号与19号为例》。
内容很学术,很规范。第一部分,文献综述,讲能力遗传与心理创伤的代际传递。第二部分,案例描述,客观陈述郁婉容的能力退化、精神崩溃,以及温语棠的成长轨迹、情绪问题。第三部分,数据分析,对比两人不同时期的能力波动与心理评分关联性。第四部分,初步结论与研究方向建议。
在建议部分,我写道:
“为进一步厘清亲缘、生育、心理创伤与能力稳定性的复杂关系,建议在受控环境下,对10号与19号进行有限度的、有监护的接触观察,记录互动过程中的灵质波动、情绪变化及行为反应。此举或可为理解‘育种计划’对母体的长期心理影响提供关键数据。”
我把“育种计划”这个词写了进去。光明正大,以科研的名义。
然后我加了一句:
“鉴于02号(冷歆落)在产后未出现明显能力衰减的特殊案例,建议将其纳入对比研究范畴,以探究个体差异、心理状态与产后恢复之间的关联。”
最后,我附上了详细的实验设计、风险评估和伦理审查建议——当然,这里的“伦理”是方舟定义的伦理,核心是“不损害样本价值,不干扰实验进程”。
我把这份五十页的报告提交给了陈博士。
第二天,他叫我去了办公室。
“材料我看了。”他说,手指在平板屏幕上滑动,“写得不错,结构清晰,数据扎实,建议也有可操作性。总部会喜欢这种风格。”
“谢谢博士。”
“不过,”他抬起头看我,“你想让10号和19号接触?”
“是有限接触,在严密监控下。我认为这是理解郁婉容精神崩溃的关键——她对女儿的执念,可能是她病情的重要线索。而19号对母亲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她的情绪稳定和能力控制。”
“风险呢?10号现在状态很不稳定,19号又有攻击饲养员的前科。让她们见面,万一出事,谁负责?”
“我会全程监控,并配备应急处置小组。接触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距离保持三米以上,中间有防弹玻璃隔断。如果有任何异常,立即终止。”我顿了顿,“而且,我认为风险可控的收益,远大于风险本身。如果真能找到影响能力者心理状态的关键因素,对后续的管理和训练,都有重大意义。”
陈博士沉思了一会儿。
“那02号呢?你为什么要把她加进来?”
“因为她是个特例。所有理论都认为S级生育后必然衰减,但她没有。为什么?如果我们能找到原因,也许就能优化‘育种计划’,减少母体的损耗,提高后代的稳定性——这符合方舟的利益。”
我说得义正辞严,完全站在实验室的角度。
陈博士盯着我,眼神像在评估一件仪器。
“鸢,你最近变了很多。”他说。
“我只是想更好地完成工作。”
“是工作,还是别的?”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身体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你之前对实验体,尤其是02号,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同情。现在,你在报告里把她们称为‘样本’,讨论‘损耗’和‘优化’。这种转变,是因为隼的死让你清醒了?还是因为……你想通了?”
我迎上他的目光。
“我想通了,博士。在这个地方,同情没有用,愤怒没有用,只有规则和结果有用。我想在规则内,做出有价值的结果。”
这句话半真半假。前半句是真——我确实明白了同情和愤怒没用。后半句——“在规则内”——是假的。我要利用规则,撬动规则,最终改变规则。
但陈博士似乎相信了。他靠回椅背,点了点头。
“很好。报告我会提交给总部,申请专项研究经费和权限。如果批下来,这个项目由你牵头。至于02号那边……”
他顿了顿。
“她现在在产后恢复区,由医疗部直接负责。你想接触她,需要医疗部的批准。我可以帮你协调,但前提是,你的研究计划必须足够有说服力。”
“我会完善计划。”
“嗯。另外,有件事要告诉你。”陈博士说,“关于19号——温语棠。她的能力评估最近有些异常波动。”
“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