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兵抬起头。很年轻,也许只有十九岁。
“安德森,將军。”
“你在做什么?”
安德森低头看著那个塞著枪机的口袋。
“我父亲打过一战。他说过,战爭结束了,枪可以交出去,枪机留著自己保管。那是当兵的最后一点念想。”
史密斯沉默了很久。
“安德森。”
“是,將军。”
“你做得对。”
他继续往前走。
上午九时整,史密斯走出环形阵地。
对面,一辆吉普车从中国人的方向驶来。车头插著一面白旗。
车上下来一位中国军官。他约莫三十岁,面容瘦削,左颊有一道旧伤疤。身边带著一个翻译。
“史密斯將军。”中国军官敬礼,“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赵栋樑。”
史密斯还礼。
“赵將军,陆战一师请求贵军接收伤员。我们有大约三千七百名伤员,其中重伤员一千二百人,急需医疗救助。”
赵栋樑点头。
“伤员会得到及时救治。战俘將受到人道待遇。私人財物予以保留。”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史密斯腰间那支刻著家徽的柯尔特手枪上。
“史密斯將军,您的佩枪可以保留。”
史密斯低头看著那支枪。
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他父亲在一战中用过,他在二战中带过。枪柄的木纹被汗水和鲜血浸透了,顏色很深。
他解开皮带,连同枪套一起放在吉普车引擎盖上。
“不必了。”他说,“我用不著了。”
1950年12月2日,下午十四时。
下碣隅里环形阵地边缘,志愿军受降仪式在风雪中进行。
陆战一师残部约五千五百人列队走出阵地。
伤员被担架抬著,冻伤者互相搀扶。没有人说话。
史密斯站在队列最前方,向赵栋樑交出陆战一师军旗。
那面蓝色的旗帜在海风里飘扬过冲绳、仁川、汉城。
此刻它在长津湖的雪地里缓缓摺叠。
一名志愿军战士接过旗帜,立正,敬礼。
史密斯还礼。
赵栋樑低声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