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包科技上线五年以来的新闻报道,我已经整理好了。”她翻开第一页。
“2021年3月,骑手猝死,家属索赔。平台称骑手是众包科技的员工,与平台无关。众包科技称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法院判决,众包科技赔偿十五万。新闻发出来后,很快就被压下去了。没有后续报道。”
翻开第二页。
“2022年7月,骑手送餐途中出车祸,截肢。众包科技称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承担工伤责任。法院判决,众包科技赔偿八万。这篇报道发了之后,也是没有水花。”
翻开第三页。
“2023年11月,骑手猝死,家属起诉,法院判决,众包科技赔偿十八万。新闻发了,但没有任何媒体转载。只在本地新闻的小版块里出现了一下。”
翻开第四页。
“2024年6月,骑手猝死,家属起诉,法院判决,众包科技赔偿二十万。这篇报道更短,只有几百字,没有后续,没有评论,没有人讨论。”
她合上资料。
“五年,十四起死亡事故,上百起工伤,赔偿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没有一起超过五十万。一个人值多少钱,他们算过。”
她顿了顿。
“这些报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发出来之后,很快就没声音了,没有人跟进,没有人追问,没有人记得。那些骑手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只是新闻里的‘某平台骑手’。”
晚上七点,四个人围坐在茶几旁边。
桌上摊着应宽的数据,俞彩虹的报道,徐寄遥的股权结构图。
外卖已经凉了,没人动筷子。
徐寄遥先开口:“我们先梳理一下。应宽,你先说。”
应宽把电脑转过来。
“刘师傅跑了三年,两万三千七百单,六万八千公里,三十二万四千块。最后那天,一百三十公里,一百八十六块。平台五年,骑手从三千到六万,工作时长从八小时到十二小时,时薪从二十五块到十一块,事故率从每月一起到每月三十多起。”
他说完了。徐寄遥点点头:“这些数据,如果跟头部平台比,是什么水平?”
应宽调出另一组数据。
“我对比了一下行业头部平台的数据。头部平台骑手平均时薪在十五到十八块之间,工作时长平均九到十小时,事故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他们有完善的保险制度,骑手入职就买保险,不用等出事再赔钱。”
他顿了顿。
“众包科技的时薪只有十一块,比头部平台低了三分之一。工作时长十二小时,比头部平台多了两到三个小时。事故率是头部平台的三倍。他们不是做不到,是不做。给骑手买保险,要花钱。提高单价,要少赚钱。他们算过账,不划算。”
吴小糖说:“所以他们是故意不做的?”
应宽没有回答。俞彩虹替他说了:“不是故意不做,是做了不划算。他们算过,出事赔几万,比给所有骑手买保险便宜,所以他们选择不买。”
俞彩虹把她收集的报道摊开。
“五年,十四起死亡,上百起工伤。这些只是被报道出来的。没报道的,还有多少?没人知道。而且,这些报道有一个共同特点,发出来之后,很快就没声音了。没有后续,没有追问,没有人记得那些骑手的名字。”
吴小糖说:“所以杨亚波不怕?反正没人看?”
俞彩虹说:“不是不怕,是知道怎么压下去。他有水军,有营销号,有媒体资源。一篇报道出来,他可以花钱删帖,可以买热搜转移视线,可以发通稿洗白。他有完整的一套应对方案。”
她顿了顿。
“就像上次周老师那个案子,他搞一场直播,发两万块钱,全网都在夸他。谁还记得那六十万差点打水漂?”
徐寄遥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把这几天的信息一条一条写上去。
刘师傅:三年,两万三千七百单,六万八千公里,三十二万四千块。最后那天:一百三十公里,一百八十六块。
众包科技:五年,骑手从三千到六万,工作时长八小时到十二小时,时薪二十五块到十一块,事故率每月一起到每月三十多起。
股权结构:众包科技→远达投资→伯牙国际控股→伯牙科技→杨亚波。
五年报道:十四起死亡,上百起工伤。最高赔偿二十万,最低赔偿两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