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神没有回答,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
沈墨转身走出了城隍庙。
接下来的日子,沈墨表面上安分了许多。他每天按时去衙门点卯,按时处理郑文彬交给他的案件,按时写验尸报告,按时回家。他不跟人提起离魂散的案子,不跟人提起名录,不跟人提起那些死者的名字。
但他没有停止查案。
他白天处理公事,晚上翻看旧案卷。他把大理寺过去五年的案卷全部翻了一遍,把那些“因病而亡”“意外身故”“自行走失”的案子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跟名录上的名字比对。
他找到了七个吻合的案子。
七个被判定为“因病而亡”的死者,他们的家属都曾经报案说死者死得蹊跷,但官府没有立案。沈墨查了这些死者的背景,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生前都跟名录上的某个人有过节。
有的人是被上司欺压的小吏,有的人是被丈夫虐待的妻子,有的人是被债主逼债的穷人。他们死了之后,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官府说他们是病死的,他们就是病死的。没有人追问,没有人怀疑。
沈墨把七个案子的案卷单独拿了出来,锁在公房的暗格里。
他还不能动这些案子。名录上的那些人,他现在一个都动不了。他们比他大,比他有权,比他有势力。他一个小小的从六品司直郎,动不了他们。
但他可以等。
等他们犯错,等他们露出破绽,等他们互相撕咬。
沈墨知道,那些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因为利益结合在一起,也会因为利益分崩离析。赵文清倒了,钱万财倒了,王世充倒了——他们一定在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互相推卸责任。
总有一天,会有人撑不住,会有人开口。
沈墨等着那一天。
……
冬天越来越深了。
京城的冬天比顺德府冷得多,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走路,连小贩的叫卖声都少了。沈墨在大理寺的公房里生了一个炭盆,炭火噼啪地响着,但热气根本存不住,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仅有的那点温暖也带走了。
他裹着棉袍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案卷,手里握着笔,但一个字也没写。他的目光落在案卷上,心思却不在上面。
他在想大理寺卿。
那位老者自从王世充的案子结束后,就没有再单独召见过他。每次在衙门里碰见,老者只是淡淡地点个头,目光从他脸上扫过,像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但沈墨注意到,老者看他的时候,眼睛里有一样东西——警惕。
不是敌意,是警惕。像一个猎人发现自己的陷阱里关进了一只还不该出现的猎物,他在观察,在评估,在决定要不要扣下扳机。
沈墨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需要更小心了。
大理寺卿姓杜,名维庸,六十三岁,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四十年。他从一个县丞做起,一步一步爬到正三品大理寺卿的位置,经历的風浪比沈墨吃过的盐还多。这样的人,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沈墨查过杜维庸的底细。他的履历很干净,干净的像一张白纸——没有贪污记录,没有结党营私的记录,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他的政绩考评年年都是“优”,他的同僚对他的评价都是“勤勉”“清廉”“刚正”。
一个在官场混了四十年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干净?
沈墨不信。
他开始暗中调查杜维庸的过往。
他查了杜维庸在各地任职时的案卷。杜维庸做过三任知府,分别在江南、湖广和京城附近。沈墨通过大理寺的关系,调来了这三地过去二十年的案卷,一份一份地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