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第三天,天终于放晴了。阳光从云层后面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把整条梧桐巷照得通亮,但冷还是冷,那种干巴巴的、不带一丝水分的冷,吸进肺里像小刀子在刮。陈渡的父亲一早就要起来,陈渡说外面冷,他说不怕。陈渡说风大,他说不怕。陈渡说您坐不稳,他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推着我。”
陈渡把他抱上轮椅,腿用毯子裹好,腰后面塞了一个靠垫,脖子上围了围巾,头上戴了帽子。帽子是母亲织的,深蓝色的,帽檐翻起来,露出里面灰色的绒里,耳朵那地方还特意加厚了一层。老人被裹得像一个圆滚滚的粽子,只露出一张脸,和两只眼睛。那双眼睛在冬日的阳光下眯着,微微发亮。陈渡推着他走到枣树下,停下来,把轮椅固定好,刹车踩死。太阳刚好升到树梢的高度,把光秃秃的枝丫照得纤毫毕现,每一根细小的枝条都像一幅用极细的笔勾勒出来的素描。
“爸,到了。”
“嗯。”老人抬起头,看着枣树,目光从根部慢慢往上移。树干,枝丫,树梢,最顶端那根细枝,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看了一会儿,又看那把挂在枝丫上的风筝。老鹰风筝,翅膀展开,尾巴分叉,头微微低着,黑色的羽毛在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白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像在盯着下面的某样东西。
“渡儿。”
“爸。”
“把风筝解下来。”
陈渡搬来梯子,靠在树干上,爬上去。梯子很稳,是他前两天刚修过的,松动的横档重新加固了,榫头敲紧了,接口处还用铁丝缠了好几道,缠得结结实实。他爬到最高处,伸手解下风筝,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风筝在他手里微微晃动,翅膀扇了扇,发出一声轻微的纸响。他下了梯子,把风筝递给父亲。
老人接过去,把风筝放在膝盖上,翻来覆去地看。黑色的羽毛,白色的眼睛,竹篾扎的骨架,宣纸糊的身子。他用手摸了摸风筝的翅膀,宣纸光滑,竹篾结实,接口处缠着棉线,涂了胶水。他的手指停在那双白色的眼睛上,停了好一阵。
“像。”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像什么?”
“像你小时候放的那只。”
陈渡愣了一下。那只风筝,他几乎已经忘了。竹篾扎的骨架,糊了报纸,画上黑色的羽毛和白色的眼睛。飞不高,线不够长,跑了两步就掉下来,摔断了翅膀。父亲接过去,用竹篾重新扎好,糊上新报纸,又画了一只眼睛,比上次更圆、更亮,瞳孔的正中央点了一个白点,像活的一样。他再放,线还是不够长,但这次没摔下来。风托着它,摇摇晃晃地升上去。他跑着,风筝飞着,线在手里勒出一道红印。父亲在后面喊,慢点跑,别摔着。
“爸,您记性真好。”
“别的记不住了。这个记得住。”
老人把风筝还给陈渡,抬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蓝得很深,像一块被水洗了无数遍的旧蓝布。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不急不忙的。没有风,枣树的枝丫一动不动。
“没风。”陈渡说。
“等。”
巷口早点摊的张婶收了摊,推着三轮车经过,朝院子里看了一眼,想说什么,又没敢说,慢慢地走了。卖豆腐的老王骑自行车过去,车后座驮着两桶豆腐,桶上盖着白布,布角在风中飘着。风吹起来了。不大,但稳,从巷口灌进来,不疾不徐,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枣树的枝丫开始晃动,细枝末梢轻轻地摇摆,枯叶被风卷起来,在地上打了几个旋,又落下了。
“有了。”陈渡说。
“放。”
陈渡把线系在风筝上,打好结,使劲扯了扯,确认结不会松。线是棉线,白色的,不粗,但结实,是老伴从针线盒里翻出来的,说是纳鞋底用的,存了二十多年了,线头都发黄了,但拉不断。陈渡拿着线轴,把风筝举起来,风吹过来,风筝的翅膀鼓了起来,像一只活的老鹰在扇动翅膀。他松手了,风筝摇摇晃晃地升上去。线从指间滑过,有点勒手,棉线磨着皮肤,发出细细的嘶嘶声。他松一点,风筝高一点,他再松一点,风筝再高一点。
老人抬起头看着,脑袋慢慢地仰起来,脖子上的皮肤绷得很紧,喉结上下滚动。风筝在天空中越来越小,黑色的,像一个小小的墨点,在蓝色的天幕上移动。线已经放了大半,线轴在陈渡手里飞快地转着,发出嗡嗡的声响。
“够了。”老人的声音不大,但陈渡听到了。他停下来,把线轴捏紧。风筝在天空中稳定下来,不再上升,也不再下降,就那么悬在那里,翅膀微微颤动着,像一只真正的鹰在气流中滑翔,轻盈、从容、自由。
老人看着那只风筝,看了很久。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把那些深深的皱纹照得格外清晰,但那些皱纹里没有痛苦,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满足,又像是不舍,像是欣慰,又像是怀念。
“渡儿。”
“爸。”
“你小时候,放风筝,线不够长。现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