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陆予琛下楼的时候,餐厅里只有佣人周姐在摆餐具。
“先生去健身房了。”周姐帮他拉开椅子,“今天炖了花胶鸡丝粥,少爷多吃点,最近瘦了。”
他坐下来,舀了一勺粥,余光扫到桌上摊开的《信报》。头版被翻到第二页,财经版上用红笔圈了一则消息——启德跑道区一块地皮即将招标,几家开发商的名字被标注出来,其中陆氏地产排在第二个。
红笔的字迹是陆柏年的。他习惯用红色,说黑色太普通,蓝色太温吞,只有红色最醒目。
陆予琛把那则消息看了一遍,记下了竞标对手的名单,然后把报纸合上,放回原位。
健身房在负一层,落地玻璃面向花园,此刻百叶窗只开了一半。他经过的时候没有刻意放慢脚步,但余光足够捕捉到里面的画面:陆柏年穿着黑色运动背心,在龙门架前做高位下拉,背阔肌在收紧时展开,像一头安静的猛兽。
四十出头的男人,身材管理到这个程度,靠的不是天赋,是日复一日的自持。
陆予琛想起一件事。
去年夏天,他在陆柏年的书房里找一份旧合同,无意间翻开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他的从小到大所有的成绩单、获奖证书、大学录取通知书,甚至包括他高中时写的一篇被老师评为范文的作文。
每一份文件上都有陆柏年的批注。不是那种温情脉脉的“宝贝加油”,而是冷冰冰的数据分析:英语成绩波动,建议加强阅读;模拟法庭表现优异,但临场反应仍有提升空间;大学申请文书结构松散,论点不够有力。
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在父亲眼里大概就是一份需要不断优化的项目报告。
可他还是把那个文件袋原封不动地放回去了。
没有质问,没有感动,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记住了。
八点四十五,陆柏年从健身房出来,洗过澡,换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头发还没完全吹干,有几缕落在额前。他看到陆予琛坐在餐桌前喝粥,走过去拿起自己的那杯黑咖啡,靠着料理台喝了一口。
“今天去启德?”陆予琛问。
“嗯。”陆柏年放下咖啡杯,“周焯华的团队递了标书,我去看一眼。”
“我下午没事,跟你一起去。”
陆柏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长不短,刚好够陆予琛读懂里面的意思:你不是陆氏的人,别把手伸太长。
但他只是笑了笑,说:“随便你。”
这就是他们之间最吊诡的地方。陆柏年一边把他推开,保持距离,一边又默许他靠近,甚至在某些时候,主动让他看到一些不该被外人看到的东西。
比如那份标注了竞争对手的报纸,比如书房的密码从没换过,比如他会在深夜找他讨论案子,用那种平等的、把你当对手而非儿子的语气。
陆予琛有时候觉得,他父亲比他更混乱。
只是陆柏年太擅长藏了,藏到连自己都骗过去了。
上午十点,他在金钟的高等法院有一个简短的程序性聆讯,处理完已经快十一点了。他没有直接去启德,而是绕道去了中环的一栋商厦。
他有一个线人。
说“线人”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他在律政司实习时认识的一个朋友,现在在地政总署做事,手里多多少少有些内地的开发商拿不到的消息。陆予琛请他吃了一顿午饭,在威灵顿街一间不起眼的烧腊店,两个人坐在角落里,像所有普通的港岛上班族一样。
“启德那块地?”朋友嚼着烧鹅,压低声音,“我听到的风声是,内地的那个华诚置业背后不止一家,他们拉了一个财团,银弹很足。你们陆氏要是单打独斗,恐怕吃力。”
陆予琛夹了一块叉烧,慢慢嚼着。“华诚那帮人做住宅还行,商业综合体他们没经验。”
“但人家有钱啊。”朋友笑了笑,“而且你知道的,上面有人想看到内地资本进来,平衡一下本地那几个大家族。”
“周焯华不是本地人吗?”
“他算半个。但他背后的金主你猜是谁?”
陆予琛没有接话,而是拿起茶杯,轻轻碰了碰朋友的杯子。“谢了。”
朋友看着他的眼神忽然变得有些微妙。“予琛,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那就别讲。”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像你爸了。”
陆予琛放下筷子,纸巾擦了嘴,站起来结账。他拍了拍朋友的肩膀,笑了笑:“谢谢,这是我听过最好的夸奖。”
走出烧腊店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太阳雨。香港的六月就是这样,天上的太阳毒辣辣的,雨也下得毫不含糊。他站在檐下等雨停,手机震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