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何子衿。又是何子衿。
何子衿警告过母亲,有人要杀她。何子衿是宋以宁同母异父的弟弟,爱着苏晚亭,却又和要杀苏晚亭的那个女人的家族流着相同的血。何子衿在美国,在宋以宁死之前,去了那家医院。而母亲死之前,接到过何子衿的警告电话。
陆予琛靠在窗前,手撑在窗台上,低着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陆柏年的脚边。他忽然想起何子衿说的那句话——“我谁都不想帮。我姐要杀晚亭的时候,我阻止不了。晚亭死的时候,我救不了。我姐死的时候,我也救不了。”
何子衿说的是真话。他确实阻止不了。他打了电话,警告了苏晚亭,但苏晚亭没有走。他把所有的选择都摆在了她面前,而她选择了留下。不是为了何子衿,不是为了她自己,是为了陆予琛。她怕如果她走了,陆予琛就再也回不到陆家了。她可以不要命,但她要她的儿子姓陆。
陆予琛慢慢地从窗台上直起身,转过身看着陆柏年。“何子衿打电话给我母亲的事,你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是当时就知道?”
陆柏年没有回答。但那个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你当时就知道。”陆予琛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何子衿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有人要杀她。她没有走。你知道有人要杀她,你知道她没有走,你也没有逼她走。”
陆柏年的嘴唇动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你在等,”陆予琛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层下面凿出来的,“你在等她走,或者等她死。你给了她选择,你给了自己借口——是她没有走,不是你没有救她。”
“不是这样。”陆柏年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是怎样?”
陆柏年站起来。
椅子在他身后退开,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他走到陆予琛面前,在不到一步的距离停下来。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陆予琛从未见过的光芒——灼烧的、滚烫的、像是要把自己烧成灰烬。“我想过让她走。我让她走了一百次。她不走。她说她走了,宋家的人会对付你。她说她活着,就是你的护身符。我告诉她我可以保护你,不用她来当这个护身符。她说——你不懂。一个女人活着,比你十个律师都有用。”
陆柏年的声音低了下去。
“她说得对。她活着的时候,宋家不敢动你。她死了之后,宋家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她用自己的命,换了所有人的命。”
陆予琛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走吗?”陆柏年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不是因为她不怕死。是因为她觉得,她的命,没有你的命值钱。你不是她的儿子,你是她的全部。她可以没有自己,但她不能没有你。”
陆予琛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的疼痛让他保持了最后一丝清醒。“所以你就让她死了。”
“对。”陆柏年说,“我让她死了。我每天都会想起这件事,每一天,每一夜,每一个我闭上眼睛的瞬间。她死在医院走廊上的时候,我在从上海飞回来的飞机上。我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在想回去以后要给她带什么礼物。我在免税店看中了一条丝巾,灰色的,她不喜欢太艳的颜色。我买了两条,一条给她,一条给你。我在飞机上把丝巾折好,放在公文包里。我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
陆予琛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没有擦,任由它们从脸颊上滑下去,滴在他的衬衫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那条丝巾呢?”他问。
陆柏年看着他,眼眶红了,但他没有流泪。这个男人这辈子大概已经不会流泪了,他的泪腺在某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刻,被他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冰封死了。
“在你衣柜里。”他说,“你十八岁那年,我放在你衣柜里的。”
陆予琛闭上了眼睛。他想起来了。
十八岁生日那天,他打开衣柜,看到一条灰色的丝巾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最上面一格。没有包装,没有卡片,什么都没有。他以为是放错了地方,把它收进了抽屉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那是母亲没来得及收到的礼物,是父亲在飞机上折好的礼物,是他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满怀期待地放进公文包、落地之后却发现再也没有人可以送的礼物。
他睁开眼睛,看着陆柏年。他们之间隔着一臂的距离,会议室的白炽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两个影子靠得很近,但中间始终隔着一条窄窄的缝。
“我想看看他,”陆予琛说,“那个叫陆予怀的哥哥。”
陆柏年愣了一下。
“他葬在哪里?”
陆柏年看着他,过了很久才开口。“没有葬。你母亲没有让任何人处理。她说,她不想让他一个人在地下。她要等自己死了以后,和他葬在一起。”
陆予琛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是一只很小很小的手,一只六个月大的、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看这个世界的手,轻轻地、软软地、无力地推了他一下。
“他现在在哪里?”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在荃湾。一个很小的骨灰龛位。她说不要墓碑,不要名字,只要放一张她抱着那只蝴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