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东是在周三下午来的。
他到实验楼的时候是四点刚过,前台的学生助理让他登记,他掏出律师证晃了一下,助理说“谢谢律师先生”就放行了。他在去年冬天来过一次,那时候专利案刚启动,他来取一份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那次他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在走廊里碰到好几个学生多看了他两眼。今天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夹克,里面套着深蓝色的高领衫,看起来像一个来送快递但气质还不错的中年人。
他在实验室门口站了几秒,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了夏天。她坐在工位上,面前摊着实验记录本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左手在键盘上敲,右手拿着一支笔在纸上画圈——那是在思考的标志,他去年取材料的时候见过。
他敲了两下门。
夏天抬头,看到是他,表情没有太大变化。她把笔放下,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
“谢律师。”她说。
“谢东,”他纠正了一下,“案子结束了,不用叫律师了。”
“习惯了。”她让开门,“进来坐吧。实验室没有好椅子,将就一下。”
实验室里只有两把转椅和几把折叠凳。谢东拉了一把转椅过来,坐在夏天的工位旁边。他的目光扫过桌面——记录本、电脑、一盒马克笔、半瓶矿泉水、一个装过饼干现在空了的塑料盒。桌面上干净得几乎没有个人物品,唯一算得上装饰的是贴在电脑屏幕边框上的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几个化学分子式,墨水已经褪色了。
“案子结了,”谢东说,“过来跟你说一声。判决书上周五正式生效了,对方没有上诉。”
“嗯。”夏天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陈小雨告诉我的,她看到了新闻。”
谢东笑了一下。他在椅子上换了个坐姿,转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实验室里很安静,只有隔壁房间某台仪器在低频运转的嗡嗡声。
“关于赔偿的部分,”他说,“法院判的数字比我预期的要高,侵权的收入认定我们做得很扎实,你提供的实验数据是关键证据。赔偿款会在三十个工作日内打到学校的账户,学校那边会按比例转给你的课题组。”
“好。”
“你不想知道具体多少?”
“想。但不是现在。”夏天把电脑屏幕合上了一半,“我现在脑子里装不下数字,等这批数据跑完再说。”
谢东看着她,没有追问。他在来之前想过她可能的反应——可能会说“谢谢”,可能会松一口气,可能会问他后续还有什么手续。他列了一个清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现在发现一条都没用上。她的反应不在清单上,但又是完全合理的——她从来不按他预期的来,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规律。
“那我不说数字了,”谢东说,“后续如果有手续需要你签字,我让陆远跟你联系。”
“陆远是谁?”
“我同事。之前帮你整理过部分材料。”
“哦,那个打电话声音很亮的。”
谢东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对,就是他。”
实验室的窗户外面是实验楼的内院,能看到几棵银杏树的树冠,叶子还是绿的。阳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梯形的光斑。谢东的鞋尖刚好在光斑边缘,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挪。
“这事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吧。”夏天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问“今天食堂有没有红烧肉”。但谢东听出了下面那层意思——她她只是在做一个判断,需要他提供一个信息来帮她完成这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