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傍晚六点来的。
夏天正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是一台跑着数据分析脚本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进度条卡在百分之七十三不动了。她的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茶包的标签垂在杯沿外面,上面印着一句英文标语,她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写了什么。手机就放在键盘旁边,震动的时候把她吓了一跳。
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她犹豫了两秒,接了。
“夏老师。”
是周文哲的声音。她立刻就认出来了——虽然隔了好几年没有联系,但那种说话时尾音微微上扬的习惯,她记得很清楚。当年他做毕设的时候,每次在组会上汇报进展,最后一句永远是“我觉得可以再优化一下”,尾音翘得老高,像是在问“老师你觉得呢”。
她没有说话。
“夏老师,是我,周文哲。”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在发抖。
“我知道。”
“我——”他吞了一下口水。“谢律师前两天联系了我。他说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我想了很久,觉得应该跟您打个电话。”
她靠在椅背上,把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看向窗外。办公室的窗正对着一排法国梧桐,叶子在路灯下泛着昏黄的光。
“老师,我错了。”他说。
这四个字说出来以后,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一个年轻人鼓起了全部勇气说出了最想说的话之后的那种虚空——像跑完马拉松冲过终点线以后的那种突然的空。
夏天没有立刻回应。她在等。因为她觉得有些话应该让他说完。一个人道歉的时候,如果被打断了,后面的话就永远说不出来了。而说不出来的话不会消失,只会在心里烂掉。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他继续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就是觉得您那个数据集做得太好了,不发表出来太可惜了。我那个师兄一直问我要,我就给了。我以为他会引用您的论文,用正常的方式做研究。我没想到他会用Z。Xia这个名字去发论文。老师,我真的不知道他会那么做。”
“你给他数据的时候,”她开口了,声音很稳,“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同意?”
他没有回答。
“你觉得我的数据集做得好,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判断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你替我做了决定。你有没有想过,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发表那份数据集,可能是因为我有我的计划、我的节奏、我的考虑?”
电话那头的呼吸变得很重。
“你想过吗?”她又问了一遍。
“……没有。”他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我那时候没想过。”
“我知道。”
她沉默了。窗外一阵风刮过,梧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了一片。
“老师,我——”
“你先别说话。”她打断了他。“你先听我说”的那种。
他安静了。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她说。
这句话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像是在确认每一个字放在那里是对的。
“你拿了我的数据给别人,影响的是我的学术信誉,但最终受损失的人不是我——我的数据集在我手里,我的实验记录在我手里,我的论文也发了,我的工作已经站在那里了。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篇冒名的预印本就消失。”
她停了一下。
“但你不一样。你把别人的数据随便给人,你觉得这是让更多人看到好的研究,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的。这不是你的东西,你没有资格决定它应该被谁看到。如果你以后做了自己的研究,有了自己的数据,你会不会也觉得这个数据挺好的,给某某看看也无所谓?你会不会也因为没想那么多就做了不该做的事?”
他不出声了。
“你对不起的你自己。你的学术生涯才刚开始,你连基本的数据边界感都没有。今天你碰巧遇到的是我,我不追究。下次呢?你到了别的实验室,接触到别人的数据,再没想那么多一次——你觉得别人会像我这样跟你说话吗?”
她能听到电话那头有很轻的声音,像是在抽鼻子。
“以后你怎么办,”她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但依然清晰,“自己的论文自己发,自己的数据自己负责。做不到这一点,读研读到天上去也没用。”
“老师……”
“你要说的说完了?”
“嗯。”
“那挂了。”
她没有等他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