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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第1页）

记者来的那天是个阴天。

上城大学的行政楼几层有一间专门用于接待的小会议室，桌上摆着两瓶矿泉水和一盒抽纸，窗帘半拉着，光线灰蒙蒙的。夏天坐在靠窗的那一侧，手边放着一台合上的笔记本电脑和一支黑色中性笔。

她不太习惯这种场合。

记者叫孟棋，三十出头，短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亚麻衬衫，背着一个塞满了录音笔和笔记本的帆布包。他是萤火虫出版社的合作记者，之前写过几篇文化类的人物报道，风格偏深度，不追热点，不搞噱头。林然推荐他来做这次采访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这个人不会问你奇怪的问题”。

夏天当时觉得“不会问奇怪的问题”这个评价挺低的——记者不应该就是问奇怪问题的人吗？

孟棋坐下之后，先花了几分钟布置录音笔和笔记本，然后抬头看了夏天一眼。

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小说的。

“我读了你发在《认知科学前沿》上的那篇论文，”他说，“关于工作记忆与空间导航的个体差异。”

夏天微微抬了一下眉毛。

来采访她的记者里，读过她学术论文的，孟棋是第一个。

“那篇论文的数据采集周期很长。”孟棋继续说，“我注意到你的实验记录和最终发表的论文在表述方式上几乎一模一样——遣词造句的精确度一样。实验记录一般是给自己看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写得比较随意，但你的记录像是直接可以拿去发表的终稿。”

夏天看了他一眼。

“因为是一回事。”她说。

孟棋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实验记录和论文，”夏天说，“都是记录事实的方式。区别只在于读者不同——实验记录是写给未来的自己看的，论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但它们记录的东西是一样的：你观察到了什么，你怎么验证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在实验记录里含糊其辞，那你在论文里也会含糊其辞。如果你在论文里精确，你在实验记录里也自然精确。这一个。”

孟棋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他做了八年记者，采访过上百个人——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大部分人面对“你的工作和你的创作有什么关系”这种问题时，会给出一个包装过的、圆滑的答案。他们要么说“完全没关系，这是两个世界”，要么说“关系很大，我的创作来源于我的专业”，要么干脆编一个故事。

夏天没有包装。

她说的“是一回事”，一个她已经践行了很久的事实。

孟棋在心里记了一笔，然后问出了下一个问题。

“那小说呢？”

这是今天采访的核心。夏天除了是一篇篇顶刊论文的作者之外，还是萤火虫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本小说的作者。那本小说目前在出版社内部已经传开了，编辑部的六个人有四个在下班后偷偷带回家看完——一本由认知科学博士后写的、关于记忆与遗忘的小说，每一个科学细节都经得起查证，但读起来不像科普，更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回忆。

“小说是记录可能的事实。”夏天说。

孟棋等着她继续。

夏天没有继续。

“可以展开说说吗？”孟棋问。

夏天低头看了看桌上那支黑色中性笔。笔帽上有一道细小的划痕，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她盯着那道划痕看了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语言——或者说，像是在决定要不要组织语言。

“论文记录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实验做了，数据有了，结论可以验证了，写下来，发表出去。”她说，“但还有一些事实，它们可能发生，但还没有被验证。或者它们已经发生了，但没有人意识到它们发生了。或者它们永远不会发生，但它们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事实。”

“小说就是记录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