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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第1页）

第二十四章·暗流

初平三年春，兖州的麦子长势极好。

去冬降了几场大雪，开春后墒情饱满，麦苗从解冻的黄土里钻出来，绿油油地铺满了东郡到济阴的官道两旁。黄巾降卒编入军屯后，第一茬冬麦便是他们种的——三十万人里挑出十万青壮充作军士，剩下的二十万老幼妇孺，分置在兖州八郡各县的荒田上，每人授田二十亩，三年免赋。

这是荀彧的方略。他说与其让降卒聚在一起生乱，不如把他们散到田里。人有了地便有了根，有了根便不会反。

曹操采纳了。

开春后我去了一趟济阴，替曹操巡视屯田的情况。济阴太守是曹操新任命的一个颍川人，姓薛，做事勤恳，把屯田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我骑着那匹灰褐色的老马走了三个县，每个县都看见新修的沟渠和新翻的田垄。军屯的士卒们穿着统一的褐衣在地里干活，乍一看像是一群寻常农人。可他们列队收工时，那整齐的步伐和沉默的秩序，便透出几分不同于寻常农人的行伍气。

回程时我顺路去了山阳。山阳太守原是刘岱的旧部，曹操没有撤换他，只是加派了一个监军。这种手段比直接夺权更高明——太守还是太守，但身边多了一个曹操的人，什么事都绕不过去。

我在山阳城外的驿馆歇了一夜。同住的是一个从谯县来的老商贾，贩布的，走南闯北几十年，一眼认出了我腰间的短剑。

“这位军爷可是曹使君帐下？”他拱了拱手。

“是。”

“敢问尊姓？”

“陈。”

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原来是陈司马。在下常年跑谯县到兖州这条线，曹使君的名声如雷贯耳。如今兖州百姓都说，曹使君来了以后，税赋减了三成，盗匪少了大半。城东那些穷巷子里的老人都说，谯县出贵人了。”

谯县出贵人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可躺在驿馆硬邦邦的草席上，我盯着黑漆漆的屋顶，把这句话反刍了很久。

十三年前，城东巷子里的人说“陈屿那小子攀了高枝了”。如今他们说“谯县出贵人了”。言语的变化像一杆尺子，丈量着他从一个世家少爷变成一方州牧的路程。也丈量着我从攀高枝的穷小子变成“陈司马”的十二年。

可是“陈司马”。

我对着黑暗轻轻笑了一下。这名头在兖州八郡叫得响亮，搁在曹操的中军帐里，不过是一个端茶研墨的角色。

回到东郡治所已是三月中旬。

曹操正在筹备一件大事——遣使长安。

自董卓死后，长安朝廷被李傕、郭汜、杨奉等西凉诸将把持。曹操虽然已经实际领了兖州牧，朝廷也补了诏命，但终究是自领在前、补诏在后，名分上始终差了一层。荀彧建议他遣使入朝，向天子进贡，一则为正名，二则为探路——长安那边对关东诸侯究竟是什么态度，李傕郭汜究竟是敌是友，都需要摸清。

遣使的人选，曹操斟酌了很久。这差事不好办。长安城是一潭浑水，李傕郭汜都是一言不合便拔刀的人物。去的人不能太刚，也不能太软；不能太有名，也不能无名。最后他选了王必。

王必是鲍信的旧部，从荥阳战场下来后便一直跟在曹操身边。他办事稳重，口风紧，又在长安待过，熟门熟路。曹操召他进帐，交代了整整一个时辰。

我在帐外候着。春天的风从城外旷野上吹来，带着新翻的泥土气和麦苗的青涩香。营栅外的柳树抽了新条，嫩黄嫩黄的，被风一吹便碎成一片绿烟。

帐帘掀开，王必出来，神色凝重，向我点了点头便快步走了。曹操的声音从帐中传来。

“伯澜。”

我掀帘进去。他正坐在案后，面前摊着一卷帛书，是呈给天子的奏章。奏章写得很长，从董卓废立说到关东起兵，从荥阳之败说到兖州平定。用的是最恭谨的措辞，处处自称“臣操”，处处强调“奉天子以讨不臣”。

“你帮我誊抄一遍，”他说，“我眼睛花了。”

“你眼睛从来不花。”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那就帮我润色。”

我接过帛书，坐在案侧的矮几上，铺开一张新帛，提笔蘸墨。他的字依然端方有力，但确实比从前密了些——那是写了太多文书、熬了太多夜才有的手笔。

我一边誊抄，一边在心里揣摩那些措辞。这封奏章，看上去是表忠心，实际上是一份政治宣言。他在告诉长安朝廷：我是兖州牧，我有三十万青州兵，我忠于汉室。

抄到一半，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阿瞒，遣使长安的消息若是传到了袁绍耳朵里，他会不会多想？”

“多想就多想。”曹操头也不抬，“他与李傕不对付，是他的事。我要的是天子的诏命，不是袁本初的许可。”

他说这话时语气很淡，但我听得出来——袁绍这两个字，已经在慢慢变成一根刺。

袁绍如今据有冀州，兵多将广，地跨河北，是关东诸侯中实力最强的一路。曹操领了兖州，名义上还是要尊袁绍为盟主，可实际上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微妙。袁绍在给曹操的信中，称呼从“孟德吾弟”变成了“曹兖州”，而曹操的回信，也从“本初吾兄”变成了“袁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