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铮活了。小北学会了什么时候停。爸的手时好时坏但他在吃药。每个人都在把没做完的事一件一件做完。韩铮做完了他父亲没做完的事。小北画完了他的树。爸在吃他的药,一天两次。等所有这些事都做完了——”他没有说完。谢以安在黑暗里握住他的手。“我哪都不去。”周渡的手指在他掌心动了动,像一条鱼在水底摆了一下尾巴,然后静止了。窗外江心的灯亮着,在夜色里维持着一个恒定的亮度。春分过后白昼会比黑夜更长,白天会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但那盏灯还是会亮。不是因为它需要亮,是因为它从来都在那里。周渡的手在他掌心里慢慢收紧了。清明春分过后,白天一天比一天长。谢以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窗玻璃上已经不再有雾气了。江面的雾也散了,对岸的楼看得清清楚楚,连楼顶广告牌上的字都能辨认。柿子苗在阳台上待了快一个月,从十片叶子长到了十四片,茎秆粗了一圈,底部的老叶子颜色变深,顶上的新叶子还带着嫩绿。周渡不再每天蹲下来看它,但早上出门之前会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它一眼。不是确认它还活着——它活得很好,不需要确认。是确认它还在那里。三月下旬,画室新教室的墙面贴上了第二批画。陈乐的红猫旁边多了一只黄猫,是豆豆画的,两只猫并排蹲着,尾巴缠在一起。吴雨桐开始画第二幅——不再是湖,是江。她说画完了湖想试试画流动的水,谢以安教她怎么用不同方向的笔触表现水流的速度。赵一鸣画完松树之后开始画竹子,他用油画颜料画竹叶,一片一片地往上叠,说油画竹子比国画竹子厚,但风一吹的感觉更难画出来。小北没有画新的。他的大树靠在新教室墙根下,便签纸还贴在旁边,上面的字被蹭花了一点但还能看清——“从冬天画到春分,今天开始不画了”。他就坐在画室里看别人画。谢以安没催他。他说过画完这棵还有下一棵,但下一棵是什么,他还没想好。这中间的空当,他用来发呆、看窗外、帮豆豆调颜色、替糖糖洗画笔。这是他画了火车画了树之后第一次什么都不画。谢以安觉得这段空当和画画一样重要——人不是一直在往前走的。有时候需要停在原地,等下一件事自己找上门来。周怀远的手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端茶杯稳稳当当,浇花的时候水雾均匀,吃饭用右手拿筷子夹花生米都不掉。坏的时候右手握不住筷子,要换左手,浇花的水断成几截,端杯子两只手捧着。好的天数比坏的天数多,但坏的日子越来越不挑时候——不是只在阴天了,有时候大晴天手也会突然抖起来。他吃药的时间开始固定下来,饭前半小时,定好闹钟。闹钟是谢以安帮他设的,铃声调得很小,是默认的电子音,滴哩哩哩滴哩哩哩。药瓶放在餐桌上的牙签盒旁边,不藏在旧文件后面了。但他不提药的事。闹钟响了,他就从瓶子里倒出两粒,就着温水吞下去,然后把药瓶放回原处,整个过程安静得像在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谢以安和周渡都不问。不是不关心,是知道他不希望被问。四月初,清明前一周,下了几场雨。不是冬天的毛毛雨,是春天的雨,下得痛快,一阵一阵地来,来的时候噼里啪啦打在窗玻璃上,走了之后江面上涨了一层,水流变急了。周怀远这几天的闹钟没响,他忘了设。不是忘了——谢以安看到他把闹钟关了。问他怎么不设闹钟了,他说这几天手不抖,不用吃。谢以安没有反驳他。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渡,周渡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去问林医生,能不能把药停了。第二天周渡问了,林医生说绝对不能停,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停药会加速恶化,这几天手不抖可能是药物稳定起效了,不是病好了。周渡挂了电话之后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什么都没说。清明前三天,小北上午没来画室。下午他推门进来,背的不是画筒,是一个旧的帆布书包,鼓鼓囊囊的。他在画架上铺开画纸,调了一种灰色的颜料,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是彩色的,边角磨白了,照片上是一棵树——不是他画过的那种大树,是一棵小树,树干只有手臂粗,树冠稀稀拉拉的。树下面站着一个老人,抱着一个小孩。小孩穿着红棉袄,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老人的另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个橘子。“这是我爷爷。这是我们家以前院子里的树。”小北把照片放在画架旁边,调了一笔灰色,在纸上画了第一道线。“这棵树后来被砍了。我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院子要盖房子,就砍了。爷爷走之前说,你小时候爱爬那棵树,我说你现在都画树,是不是想那棵树了。我说是。他说树没了你可以画,画了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