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斜斜地落在书桌上。周怀远拿起一份牛皮纸信封,封口用胶水粘得很牢,他试着撕了一下没撕开。谢以安递给他剪刀,他剪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是一份股权转让书。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缘一碰就掉渣。上面的字还是清楚的——转让方是韩远山,受让方是周怀远。日期是二十多年前的秋天。那年出事之后,韩远山在医院床上签的这份文件。周怀远拿着那份文件,没有看内容,看着签名栏。韩远山三个字签得歪歪扭扭,收笔的时候手大概抖了一下,最后一笔拖出去很长,像一个没站稳的人往前踉跄了一步。纸张背面还是空白的。“他签这份文件的时候手抖得比我厉害。在病床上签的,背靠着枕头,签完他说,‘怀远,我不欠周氏什么了,但我欠你一条命。’我说你不欠我。他说那就扯平了。后来那二十多年,他一直觉得没有扯平。直到我收到那封信。”韩远山写给周怀远的信。“别告诉铮儿。让他恨你。”谢以安记得那封信里的每一个字。正因为那封信,韩铮恨了二十多年才发现恨错了人,然后活了。周怀远把股权转让书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一遍,然后放进销毁箱。紧接着又从抽屉最深处摸出一个档案袋,把和韩远山有关的东西全部倒出来——工作评估、几份会议纪要、一张他和韩远山在公司门口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日期:1989年3月。他挨个翻了翻,把绝大多数都扔进了销毁箱,只留下那张合影,放进了“留存”箱。合影上两个年轻人穿着八十年代末那种宽肩西装,站在公司门口,背景里能看见周氏当年那块老招牌。“该留的已经留了。其他的可以不留了。”但在柜子最底层,周怀远翻出一个用蓝色绒布包着的小盒子。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只很旧的女式腕表。表盘是珍珠母的,表带已经断了,表盘还在走。他握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他把表重新用绒布包好,放回盒子,放进“留存”箱的最上面。“周渡他妈的表。结婚前买的。走得不准了,但还能走。”他把纸箱的盖子合上,拍了拍手上的灰。书房的窗户开着一条缝,楼下的槐树开了花,甜丝丝的花香从窗缝里飘进来。谢以安看到周怀远转头看了一眼窗外。槐花的花期很短,再过几天就谢了。六月的第一个周六,方院长来了。他带了一兜枇杷,说是他院子里那棵树结的,今年结得多,吃不完。他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和周怀远聊天。周怀远泡了铁观音,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枇杷。方院长剥枇杷的手法很熟练,指甲一掐一转,皮就整片撕下来了。“老周,你最近瘦了点。”“有吗。我自己没觉得。”“下巴尖了。去年冬天脸上还有点肉,现在没了。”方院长咬了一口枇杷,“精神状态还不错。眼睛比上次来的时候亮。”“在整理家里的东西。旧文件旧信,该扔的扔,该留的留。整理了大半个月了。”“你这是在做减法。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迟早都要走这一步。有的人提前十年就开始减了,有的人到走的那天还没减完。你属于比较及时的。”周怀远端起来茶喝了一口。“东西太多了,压人。不是重量压人,是心里压。每次看到那些信,就觉得还有人没还清。还清了之后,就能扔了。”方院长走的时候在门口拍了拍谢以安的肩膀。“小谢,多看着他点。精神好是好,但瘦了就是瘦了。人开始做减法的时候,瘦的不只是身体。”谢以安说我知道。方院长下了楼,走到一半又回头说了一句:“枇杷趁新鲜吃。放两天就烂了。”晚饭后,谢以安把装满“销毁”标签的纸箱搬下楼。纸箱很重。他知道里面不是文件的重量——是二十多年的重量。他搬的时候周渡在厨房门口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一个在往下搬,一个在旁边看。周渡不需要交代任何话,他知道谢以安手里搬着的是他父亲的什么,也知道谢以安不需要他帮忙。小区里新装了一台碎纸机,就在物业办公室旁边。他把废纸一堆一堆地塞进去,机器发出持续的低沉的嗡鸣声。碎完之后他把空纸箱折平,放进回收垃圾桶旁边。上楼的时候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一眼自家窗户。书房的灯还亮着。周怀远大概还在里面。王姐今晚做的是凉面。面过了凉水,码了黄瓜丝、豆芽、芝麻酱。没有肉,天气热了吃凉面爽口。谢以安坐下来,周渡把面端上桌。周怀远拿起筷子的手很稳——不是那种硬撑出来的稳,是一种没有负担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