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怀远沉默了一会儿。“他走了。花留下了。”半晌又加了一句:“他爸以前也爱养花。养什么死什么。后来不养了,说要养就养素心兰,素心兰好养。他还没来得及养就走了。”周渡从厨房把汤端出来。三个人坐下来吃饭。汤很烫,谢以安吹了吹碗沿。喝了半碗之后他把碗放下。“今天清明,我在山上还想了件事。韩铮把事做完了,小北画完了树,您把闹钟又设上了。每个人都在收自己的尾。”他看着碗里的汤,汤面上浮着一小块没捞干净的春笋。“我忽然觉得,‘归途’不是一天的事,是每天都在做的事。”周怀远把筷子放下,看着谢以安。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和去年冬至说“活了”的时候一样亮。“归途也好,归去也好,重要的不是‘归’,是‘途’。你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自己也不知道到了哪。回头一看才知道已经走了这么远了。”窗外江心的灯在夜色里稳稳地亮着。清明过后是谷雨。春雨还没下完。减法五月过半,天气热起来了。谢以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帘缝隙里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一块一块的。柿子苗换了大花盆之后长得更快,新叶子不再是一片一片地数得清,而是一簇一簇地往外冒,茎秆比拇指还粗。周渡不再蹲下来看它了。早上出门前他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完就上班。它活得很好,不需要确认。周怀远的闹钟还在餐桌上,每天早晚各响一次。他的手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多,坏的时候少,但坏的时候不再藏着掖着了。有一次吃早饭的时候手抖,筷子掉了一根在桌上,他捡起来,说这双筷子太滑了,换了一双继续吃。王姐在旁边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把家里的筷子全换了,换了那种筷子头带防滑纹路的。五月下旬的一个周六下午,谢以安从画室回来得早。他进门的时候听到书房里有动静——不是翻书的声音,是纸箱被拖动的声音。他换了鞋走过去,书房的门半开着。周怀远坐在地上,旁边摞着两个纸箱,一个贴了“留存”的标签,一个贴了“销毁”的标签。他面前摊着一本旧相册,深蓝色封面,边角磨得发白。相册里塞着历年攒下的照片——有些是周渡小时候的,有些是他自己年轻时的,有些已经发黄卷边粘在塑料膜上取不下来。相册旁边摞着几个信封,信封口敞着,露出里面信纸的边。“爸,这些是什么。”“旧信。有些是你韩叔叔写的,有些是老周生前写的。好多年没翻了。”周怀远拿起一个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折痕很深,快断了。他看完之后把信放在相册旁边那摞“已处理”上面。那里已经有五六封了。“这些留着。这些不留了。”谢以安在他旁边坐下来。地板有点凉,周怀远给他推了一个坐垫过去,是王姐用旧毛衣拆了线重新钩的。周怀远很少扔东西。他的书架上还留着三十年前的旧报纸,衣柜里有穿不下的衣服从来不扔,书房抽屉里塞满了各种文件。去年王姐大扫除的时候想把那些旧报纸清掉,他不让。现在他要自己动手了。“为什么突然想整理。”周怀远把一封看过的信折好放回信封里。他折得很慢,对齐原来的折痕才压下去。“不是突然。想了一阵了。人一辈子攒的东西太多了。信、照片、文件、衣服、书。攒的时候觉得每样都有用,每样都舍不得扔。等到了一定岁数就发现,大部分东西留着也没人看。”他把信放进“销毁”箱,摘掉老花镜在衣角上擦了擦。“那就减掉吧。”那天晚上谢以安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渡。周渡在卧室里换衣服,把上班穿的衬衫脱下来挂在衣架上,换上那件领口磨得有点松的旧t恤。听完之后他把衣柜门关上,在床边坐下来。“他以前从来不扔东西。我妈走的时候留的衣服,他放了十年才舍得捐掉。”“最后还是捐了。”“放是放了十年,但最后还是捐了。爸不是那种会一直抱着过去不放的人。他只是需要时间。以前不需要处理这些,因为没有新的事情进来。现在家里多了人,多了事,他的那些旧东西占着空间,他觉得该挪一挪了。”周渡把换下来的衬衫挂进衣柜里。“旧的不去,新的没地方放。他是这么想的。”接下来的一周,周怀远每天下午都待在书房里。他把文件柜里的东西全部翻出来,一份一份地过。谢以安帮他搬了第三个纸箱——旧文件太多,两个纸箱装不下。周怀远把文件一份一份翻开,有些只看封面就放进了销毁箱,有些翻了几页才决定留着。他的动作不快,但很果断——几乎没有拿起一份文件又放回去再拿起来的反复。这种果断和他浇花时的手抖形成了对比。他的手会抖,但他决定什么东西该扔的时候从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