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以安没有说话。“林医生说目前还只是生化指标的变化,临床症状可能要几年以后才会出现。也可能更早。每个人的病程不一样,爸是七十岁以后才开始明显手抖的,我比他早了二十年发现标记物,不一定比他晚发病。”周渡的语气和平时说“今天公司签了几份文件”差不多。“我跟林医生聊了很久。他说这个病的特点是每个人进展速度不一样,有人从手抖到走不了路要好几年,有人只要几个月。无法预测。”谢以安靠在阳台栏杆上,和周渡并排站着。楼下那棵槐树开花了,白色的花串挂在枝头,甜丝丝的花香被江风吹上来。他想起了上次周怀远清理书房时,窗外也是这棵槐树的花香。那时候周怀远把一箱一箱的旧文件搬下楼,说该减的都减了。现在周渡站在同一个阳台上,用同样的语气,告诉他同样类型的话。“你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跟爸一样,先把该做的事做完。”周渡转过身,背靠着栏杆,两只手交叉在胸前。“爸走之前把书房清理干净了,把明信片寄还给了方院长,把韩叔叔的事做了了结。他用了半年。我可能用不了那么久——我的东西没他多。”“你不是他。”“我知道。但他做对了一件事——不留尾巴。我想跟他一样。遗嘱我已经写好了,上次给你看过。公司那边我在安排交接,林峯跟了我这么多年,知道怎么管。剩下的就是家里的事。”“家里的事是什么。”“素心兰谁浇。柿子苗秋天要不要换盆。你的画室明年房租什么时候交。王姐的工资卡在我名下,要过户给你。家里那台洗衣机的排水管有点漏水,修过一次没修好,要换一根新的。杂七杂八的事,不多,但需要一件一件做完。”谢以安没有说话。风吹过来,阳台上的素心兰叶子轻轻晃着,柿子苗的青果在枝头纹丝不动。周渡把话说得很轻,像在列举一个周末待办清单。但谢以安听得出他在做什么——他在走周怀远走过的路。不是刻意模仿,是父子俩面对同一件事时,本能地选择了同一种应对方式:把该做的都做好,不给留下的人添麻烦。“周渡。你以前说‘活了’,说的是韩铮。后来爸走了,你说他活到了不害怕。你自己呢。你怕不怕。”周渡沉默了一会儿。槐花的花香被一阵风卷走了,然后又慢慢飘回来。“怕过。拿到第一份报告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里,你在楼上睡觉。我把报告看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了。那时候很怕。不是怕死——是怕我还没把该做的事做完。”他把手从胸前放下来,握住了谢以安的手。“后来不怕了。爸走之前跟我说,他这辈子的归途就是把所有该做的事做好,做完了他就轻松了。我也是这样。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什么事。”“还没有带你去富士山。小北说过想去,他不去是因为太远了。但我不觉得远。我们可以一起去,坐火车去,坐船回来。还没有看你把画室那幅水面画完。你那幅画从去年画到今年,加了无数层颜色,我问你什么时候算画好,你说等水纹和真的江水一样的时候。还没有吃够王姐包的饺子。她今年学了一种新馅——香菇鸡肉的,还没包给我们尝过。还没有在爸的墓前告诉他,我和你把他说的事都办好了——他说要看我们结婚,我们还没办。还有很多事。数不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谢以安,看着阳台栏杆外面那条江。江面上有一只货船在慢慢地走,船身吃水很深,走得稳。谢以安侧过头看着他。他的侧脸在逆光里轮廓很清楚,额前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一点乱,但没有去理。他的嘴角还是平的,没有弯,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稳的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的这些事。”“拿到第二份报告那天。”“想了多久。”“一个晚上。把所有想做的事列了一遍,一件一件写下来。写完发现,其实每一件都跟你有关。”周渡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不是遗嘱那种正式的信纸,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边缘撕得不太齐。纸上是他的字,一行一行地排开:画室的水面画完。王姐的饺子。富士山。爸墓前。柿子苗秋天收果子。素心兰搬到画室窗台。洗衣机的排水管。“这些就是我还没做完的事。”谢以安接过那张纸,从头看到尾。每一行都写得不大,字和字之间挨得很紧。有些字写错了——排水管的“排”字写成了提手旁,划掉了改成三点水。看完最后一行,他把纸还给周渡,没有直接还到他手里,而是折好放进他的衬衫口袋里。那个口袋是衬衫左边的位置,他以前放过周怀远写给他的福字,上周放过养母留给他的纸条。现在他把它放进了周渡的口袋里。然后他握住了周渡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