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是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周大姐的过去的。
那天是周末,朱一勺馆子休息,陶根夜班补觉,我在家照顾阿灰。苏婉照例去了周大姐家,帮她收拾阳台。阳台的角落里堆着一个旧木箱,上面落满了灰。苏婉问周大姐:「这个箱子要扔吗?」
周大姐坐在轮椅上,看电视,头也没回:「扔什么扔,那是我以前的东西。」
「那我帮您擦擦灰,整理一下?」
「随便你。」周大姐说,「别弄坏了就行。」
苏婉就蹲下来,打开了那个旧木箱。
箱子里是一些旧东西:一本发黄的相册,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一个搪瓷缸子,一本旧日记,还有一沓用红绳捆着的信。
苏婉先拿起那本相册,翻开。
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花布褂子,站在一个老巷子的门口,笑得很开心。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翘着,露出两颗小虎牙,看起来又温柔又可爱。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秀兰,七岁,1966年春。」
秀兰。
周秀兰。
苏婉看着照片上那个笑得那么开心的小女孩,怎么也无法把她跟现在这个坐在轮椅上、满脸凶相、动不动就骂人的老太太联系起来。
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她继续翻相册。
第二页是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有五个人:一对中年夫妻,三个孩子。站在中间的男孩穿着新衣服,笑得很得意;站在右边的小男孩也穿着新衣服,嘴里含着糖;站在左边的女孩穿着一件明显改过的旧衣服,低着头,手攥着衣角,看起来很拘谨。
那个女孩,就是周秀兰。
照片背面写着:「全家福,1972年。」
苏婉看着那张照片,心里一阵发酸。
她也是家里的老二,她也有哥哥和弟弟,她也穿哥哥的旧衣服改的衣服。她太懂那种感觉了——明明是家里的孩子,可永远像是多余的那一个。
她继续翻。
后面的照片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几页,几乎都是空白的。只有一张,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单人照,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扎着两条麻花辫,站在一个工厂的门口,脸上没有笑,只是淡淡地看着镜头。
照片背面写着:「秀兰,十九岁,进厂留念,1978年。」
苏婉合上相册,又拿起了那本旧日记。
日记的封面是红色的,已经褪了色,边角都磨破了。她翻开第一页,上面的字迹很工整,是用蓝黑墨水写的:
「1975年9月1日。今天我收到了县里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很高兴,跑回家告诉爸爸。爸爸看了一眼通知书,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早点出来工作帮衬家里。』我没哭,我知道哭也没用。哥哥去年考上了一个普通中专,全家摆了三桌酒庆祝。我考上了重点中学,却连一句夸奖都没有。这就是命吧。」
苏婉看着那行字,手在抖。
她继续翻。
「1975年9月15日。我去街道办的缝纫厂上班了,每天踩缝纫机踩十个小时,手指都磨出了泡。妈妈说,女孩子家,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没说话。我看着巷子里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心里有点难受。可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命。」
「1976年春节。哥哥从中专回来了,带了很多礼物,爸妈笑得合不拢嘴。弟弟也有新衣服穿。我给家里交了半年的工资,妈妈说我『还算懂事』。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哥哥旧衣服改的褂子,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日记翻到后面,字迹开始变得潦草,内容也越来越少。
「1978年5月1日。今天经人介绍,认识了赵建国。他长得一表人才,嘴也甜,对我百依百顺。我以为这辈子终于有人疼我了。妈妈说,他家是国营厂的,条件好,让我抓紧。我点了点头。」
「1978年10月1日。今天结婚了。赵建国在婚礼上喝了很多酒,拉着我的手说会一辈子对我好。我信了。」
然后,日记空了很多页。
再往后翻,字迹变得更加潦草,墨水也深浅不一,像是在很生气或者很难过的时候写的。
「1983年7月。建国下岗了。他没去找新工作,整天在家抽烟喝酒,说『世道变了,我这种老实人吃亏』。我去街道办求了一份糊纸盒的活,每天糊到深夜,手指被浆糊泡得发白。他坐在旁边看电视,连搭把手都不愿意。我劝他,他说『你一个女人懂什么,我自有分寸』。」
「1985年3月。厂里又有一次招聘机会,我让他去试试,他不去,说『那种活儿不是人干的』。我看着他整天醉醺醺的样子,心里第一次有了后悔的念头。可我不敢说。我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这辈子,认命就好。」
「1987年11月。儿子发高烧,39度。我让建国去药店买药,他答应了,结果在牌桌上忘了。等我下班回家,儿子烧得浑身发抖。我抱着孩子跑了三公里去卫生院,路上鞋都跑掉了一只。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对着他吼:『你是个男人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你凶什么凶,不就是忘了吗。』从那天起,我知道,我的嗓门,再也小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