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死者
维多·柯里昂是在自己生日宴会上死的。
死法很干净。二十二架无人机从不同方向俯冲,每一架都装了C4。爆炸中心温度四千度,连同那张他从威尼斯订制的桃花心木长椅,一起变成了原子状态。
宪兵队少校安东尼奥·格里马尔迪赶到时,现场唯一的完整物证是一块被冲击波抛到花园里的手表——百达翡丽Calatrava,表盘碎裂,指针停在8:03。
“确定是维多?”他问法医。
法医指了指地上那摊用粉笔圈起来的、需要靠DNA才能辨认的微量组织:“如果这片碎骨是某个宾客的,那维多·柯里昂可能还活着。但少校,这片碎骨的线粒体DNA与维多·柯里昂的儿子——已故的儿子——的样本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匹配度。这是通过母系遗传确认的。”
维多没有儿子。他只有一个养子。
格里马尔迪抬起头,看到花园另一头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穿着一件烧焦了袖口的黑色衬衫,额头贴着纱布,正接受急救人员的初步检查。他的脸在晨曦中显得格外苍白,眼睛小而下垂,是那种很容易被忽略的长相——在全是高鼻深目西西里人的庄园里,这张亚裔面孔就像一幅油画角落里被涂改过的签名。
卢卡·维塔莱。维多·柯里昂的养子。十一岁被从巴勒莫贫民窟的斗狗场里捡回来,一路读到了大学法学学位,如今是家族里负责“法律事务”的顾问。
格里马尔迪走过去,在年轻人面前蹲下。“你还好吗?”
“我见过你,少校。”卢卡的声音很轻,但咬字极其清晰,“2019年,你在巴勒莫法院起诉文森佐·马尔扎洛的时候,我是旁听席上唯一一个做笔记的人。”
格里马尔迪印象中没有这个人。这不奇怪——每张亚裔面孔在他眼里都差不多,何况在那个人潮涌动的法庭上。
“卢卡,”格里马尔迪直接用了名字,“你教父死了。你觉得是谁干的?”
卢卡抬起眼皮。那双单眼皮下的黑眼珠像是两块打磨过的黑曜石,看不出任何波动。
“少校,你这句话有两个预设错误。”他说,“第一,你默认了这是一起谋杀。第二,你默认了我知道答案。事实上,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两件事:第一,这是一次精确打击,需要内部信息;第二,内部信息不一定来自我的家族,也可能来自执法部门。”
格里马尔迪的眉头跳了一下。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他最不舒适的角落。他确实没有对外公布——宪兵队内部关于“是否采取特殊手段对付维多·柯里昂”的讨论,已经秘密进行了三个月。而知道那次讨论细节的,加上他自己,不超过四个人。
他突然觉得这个亚裔年轻人的长相不那么容易被忽略了。
一、异类
卢卡·维塔莱在巴勒莫的□□圈子里有个绰号:“中国人”。尽管他的父母是韩国人——一个在90年代移民意大利、开过洗衣店后消失的男人,和一个死于结核病的女人。但西西里人分不清东京、首尔和北京,反正都是“眯缝眼”。
维多·柯里昂收养他,在当时是一个让所有“荣誉者”都皱眉的决策。一个亚洲小孩,没有家族血脉,不会西西里语(只会带着口音的意大利语),凭什么坐在教父的右手边?
但维多说了一句话:“你们见过哪个警察会怀疑一个亚洲人?”
这是实话。在西西里岛,毒品交易由阿尔巴尼亚人做,抢劫由摩洛哥人做,而亚洲人——那些开寿司店和中餐馆的——在宪兵队的雷达上从来都是透明的。卢卡·维塔莱是一张完美的白纸,可以替家族传递任何信息而不会被盘查。
但他不只是传递信息。他替维多整理法律文件,每份文件的用词都精确到可以放在任何法官面前而挑不出毛病。他还替维多做过一件事,这件事只有维多和他两个人知道:
他花了两年时间,把家族里每一个核心成员的数字足迹摸了一遍。谁在外面有情妇,谁的孩子在国外上哪所学校,谁的银行账户里有一笔说不清来路的存款。这些信息被加密存放在一个U盘里,卢卡说这是“风险评估模型”。
维多大笑:“你就是我的黑匣子。”
卢卡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的笑容很浅,只在嘴角抿出一道弧线,单眼皮下的眼睛依然像两颗冻结的黑豆。
二、线索
格里马尔迪的调查分三条线。
第一条,技术线。罗马鉴定中心的埃琳娜·罗西博士从无人机残骸中还原出关键信息:这些无人机使用了军用级惯性导航系统,自主飞行,无遥控信号。制导方式是一种罕见的生物荧光标记——Vuzine-7——通过激光雷达激发目标荧光实现末端定位。
这意味着,有人在维多·柯里昂体内植入了这种示踪剂。
第二条,医学线。格里马尔迪调取了维多案发前一个月的医疗记录。维多每年做一次全面体检,由家族私人医生负责。最后一次体检是在案发前十二天,血液、尿液、粪便样本均未检出异常。但埃琳娜指出:Vuzine-7不是毒素,常规毒理学筛查不会检测它。
“但有没有可能通过食物或饮料摄入?”格里马尔迪问。
“很有可能,”埃琳娜说,“它溶于乙醇,无色无味。一杯酒就够了。”